回望四川地震一周年

(2009-05-13)

　　社论 2009年5月13日

　　昨日是汶川大地震一周年。中国政府在重灾区之一的映秀镇，举行了追悼死难者的纪念集会，其他地方也举行了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一年前的那种悲伤气氛，再次笼罩着山川四野，也使中国民众的内心再次经历了一次沉痛的宁静。

　　在过去60年里，中国遭遇的天灾相当频繁，其中多起灾难造成了重大的生命损失，包括长江溃堤、淮河泛滥、邢台大地震和唐山大地震等。但是，没有一次灾难像汶川大地震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普遍的悲哀情绪，使中国人的国家认同意识得到空前的凝聚，使人们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更使普通民众的社会责任意识得到激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在汶川大地震一周年之际，我们或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分析。

　　一是社会开放度不同。在过去封闭的时代，新闻媒体对自然灾害的报道是一个极其敏感的政治问题，消息渠道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灾区现场就如同军事管制下的禁区，与世隔绝。这种消息封锁和信息过滤的做法，使灾区以外的民众无可奈何，甚至无动于衷。

　　而在四川大地震发生之后，情况却截然相反。中国新闻媒体获得空前的松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信息透明状态。通过广泛和及时的信息传播，全中国民众都心系灾区，灾区内外情感相连，心心相印。

　　二是政府处理灾难的方式不同。在邢台和唐山发生大地震之后，中国政府最高层不能说不高度重视，但他们的言行都不公开，人民无法知道，使得政府领导人无法通过自己的言行，来激励、团结和动员人民去共同应对灾难。

　　而在四川大地震之后，情况就完全相反。在得悉地震后，总理温家宝在第一时间内紧急赶往灾区，并在途中向全国发表讲话。在此后的赈灾过程中，新闻媒体把温家宝和胡锦涛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言行，及时传播到人民中间，凝聚了民心，鼓舞了意志，使全国上下空前团结。

　　三是民间的参与度不同。过去历次重大灾难之后，赈灾工作都全部依靠政府和军队。这当然是中国体制的优势，但是，政府把所有事情都大包大揽在自己身上，忽视了民间的力量和积极性，结果也就抑制了人民的同情心、爱心和社会责任意识。

　　而在汶川大地震之后，来自中国各地的志愿者自告奋勇地进入灾区，承担起力所能及的工作，包括心理辅导、为学童上课、与灾民一起重建家园等等，其间涌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尤其难得的是，曾被视为“垮掉的一代”的80后青年人，在赈灾过程中令人惊讶地表现出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成见，而且也在年轻一代中起到了表率作用。

　　从总体上看，地震灾后的重建过程，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包括政府的治理模式、社会的开放程度以及公民的责任意识等。这些积极的变化，都值得高度肯定与赞赏。

　　但是，由于四川灾区备受世界瞩目，是舆论关注的焦点，因此，灾区这个窗口所呈现的人与事，特别是一些不好的个案，都会使外部世界对中国社会的全局产生一些联想。例如被震塌的校舍究竟是否有“豆腐渣”现象，死难学生家长的诉求是否得到了政府官员的重视等等，这些看上去都比不上灾后重建大工程那么重要，但若处理不好，就会加深外界的疑虑，影响外界的整体看法和感受。

　　灾区的重建除了硬件的建设之外，也必须有软件及心件的配合，挑战是巨大的，但我们相信以中国人的智慧，必能克服挑战、抚平犹存的伤痛，为灾民重建心灵家园，也为这场灾难正式画上句号。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