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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Friday, July 11, 2003 10:27 AM Wednesday, July 16, 2003 1:11 PM Subject: 是“外交革命”还是妥协绥靖——评时殷弘的“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 外交革命还是妥协绥靖 ---评“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 作者：物物而不物于物2003、7、15 “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一文共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首先列举了一些证据说明了“中日关系正在恶化”，然后分析了造成这种局面的 原因，最后强调“中国可做的首先是优化自己的有关战略和态势，从而为中国自己至关紧要的 利益促进大幅度改善中日关系。”思路是相当清楚的，但其论述中的错误也是处处可见的。 1。虚张声势、偷换概念、危言耸听。 时文一开始就想告诉我们中日关系中“最具深远危险性”的一点就是“中日两国各自很大 部分国民之间(甚或略为夸张地说是中日两个民族之间)近年迅速增长着的互厌和敌意，亦即一 位中国作者最近一篇重要文章的副标题所说，是‘中日民间之忧’。”时所提到的文章就是人 民日报资深评论记者马立诚的“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 那么，时先生有什么证据证明中日之间“近年迅速增长着的互厌和敌意”的存在呢？时提 到：“在此，只需要从并非罕见的有关民意测验资料中，举出其公正性无可怀疑的单单一项调 查，来印证事态发展的严重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日本(朝日新闻)合作，于2002年8月末到9月 中旬分别在中日两国进行了被称为全国范围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0%的中国回应者和45％ 的日本回应者认为中日关系状况不好，而持相反看法的中日回应者则分别占22％和41％；与1 997年进行的前一次同样的测验相比，认为中日关系状况不好的中日回应者分别增加了21％和 5％” 我们看看这一证据是否可以证明中日之间存在“近年迅速增长着的互厌和敌意”。 时所提到的调查显示，从１９９７年到２００２年的５年时间，中国方面认为中日关系状 况不好的人数增加了２１％，平均每年增加了４％，这勉强说明增长明显；日本方面认为中日 关系状况不好的人数增加了５％，平均每年增加了１％，根本不能说增加迅速。而时文却硬说 中日双方的互厌和敌意迅速增长，这明显是虚张声势。 另外，认为“中日关系状况不好”是否意味着中日之间的“互厌和敌意”呢？显然不是！ 关系不好充其量是彼此不喜欢罢了，而彼此不喜欢显然不等于互厌和敌意。比如我不喜欢“小 燕子”，但还谈不上对她的厌恶和敌意。这是连小孩都知道的常识。可时先生为什么却装糊涂 、偷换概念呢？要么是时先生生性胆小，反应过敏；要么是鱼目混珠、别有用心。 通过一番看似滴水不漏的论证，时文危言耸听地说：“中日关系正在恶化”。可是这一结 论多半是时文不顾事实和缺乏证据的夸张之词。因为无论如何不能仅“从并非罕见的有关民意 测验资料中”得出中日之间存在“近年迅速增长着的互厌和敌意”。 ２。２１％和５％到底说明了什么？ 那么５０％和４５％的中日国民认为中日关系状况不好的原因是什么呢？时文告诉我们： “80%的中国回应者将‘历史认识’列为影响中日关系的头号负面因素，而在40％的日本回应 者那里，这样的因素是‘缺乏互相理解’和‘政治制度不同’。”看来大多数中国人还是相当 成熟的，没有忘记日本方面对侵略中国的“历史认识”对中日关系的深刻影响。既然原因很明 确，那么就可以对症下药了吧。对于改善中日关系，日方应该做的就是承认历史、承认对中国 的侵略、做出诚恳的道歉，而不要歪曲历史，修改教科书等。中方该做的是，增加对日民间交 流和相互了解，至于政治制度吗，青菜萝卜各有所爱，就不能投其所好了。 可是我们的时先生却本着实用主义的态度，面对事实，对自己有利、有用就用，对自己不 利、没用就视而不见。在后面的论述中根本不谈“历史认识”对中日关系的负面影响，尽管他 所引述的一篇文章也说中日关系不好“相当大一部分原因可以在日本国内找到。在那里，同中 国 ‘交往’(‘engaging’)的老政策正受到新一代张扬(assertive)的政客、学者和报人的持 续抨击。甚至外务省官员也已开始予以注意。官方的对华政策已突然开始强硬起来。”但时先 生却断言“中国的对日谴责和要求、中国公众中相当流行的厌日反日舆论、两国间的贸易摩擦 和领土争端、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部分旅日中国人的刑事犯罪和黑社会活动等”“也跻身于 原因之列，无论它们有多大部分有怎样的确实正义的理由”。 即使如时先生所言“中国从民间到政府的某些对日基本态势和行为”也影响了中日关系的 发展，那也不能怀疑绝大部分“中国从民间到政府的某些对日基本态势和行为”的正确性和必 要性。比如小偷尽管对抓捕他的警察不满，但这种不满不能证明警察执法不应该。还有从上面 时先生深信其“公正性无可怀疑的单单一项调查”所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出，日方对中日关系 的停滞不前理应承担更大的责任，因为５年中中国认为中日关系不好的人数增加了２１％，而 日方只增加了５％，这说明日方从民间到政府的某些对中基本态势和行为对中国人造成的负面 影响更大，所以认为中日关系不好的人数必然更多。 所以我们完全有根据说，中日关系的症结不在“中日民间之忧”，而在于日本“之忧”。 看来时先生所引用的那篇外国文章的结论--中日关系不好“相当大一部分原因可以在日本 国内找到”--比时先生的结论更准确和更尊重事实！ 时文的第二部通过中日关系、中美关系和美日关系的比较，得出我们必须“亲日”的结论 。也是漏洞百出。择其一二评之。 ３。主次颠倒、因果倒置、无的放失。 对症才能下药，有的才能放矢。对于中日关系目前的窘境，既然时先生一开始就号错了脉 ，诊错了病，那么就不要指望他能开出什么药到病除的方子。 在时先生看来，中日关系的病根就是我在上面已经揭露过的虚假不实的“中日两国多数人 民之间近年迅速增长着的互厌和敌意”。进而时先生有把握地说：“完全可以认为中日两国多 数人民之间近年迅速增长着的互厌和敌意不受制止地发展下去，对中国的中长期未来相当危险 。讲穿了，这危险之一就在于恶性发展下去，石原慎太郎之类反华、排外、极端民族主义和政 治/军事扩张主义的极右势力就有可能有朝一日控制日本政治和对外政策方向。” 明明是日本国内一些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错误做法，导致了中国在５年之内认为中 日关系状况不好的人数增加了２１％。就是说，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同类数据在日本方面只 有５％，说明日本对“历史认识”问题的错误言行是阻碍中日关系向前发展的主要因素，可是 时先生却主次颠倒、因果倒置，为日本人开脱，意指中国国内多数人民的对日厌恶和敌意会刺 激日本右翼势力的扩张；同时给中国人栽赃，中国会自毁长城，如果不控制国内的厌日敌日情 绪的话。二战前那么多的中国人向往日本，认为中日关系不好的人绝对不比现在多，可日本的 右翼势力、军国主义不照样粉墨登场了吗？！狼不会因为你对它好而改变它的吃人本性。这是 小时侯从《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中学到的，也多次经过了事实的检验。 中国多数人民近年迅速增长着的对日厌恶和敌意根本不存在！存在的只是：５０％的中国 人民认为中日关系状况不好。这两个判断有着巨大的区别。时先生怎么会故意混淆呢？ 看来时先生真的是胆小，大喊狼来了。胆小就胆小吧，可怎么也不该把子虚乌有的“中国 多数人民近年迅速增长着的对日厌恶和敌意”的帽子故意往中国人头上硬扣吧！如果真的狼来 了，我们怎么办？我们只有把狼打回去或者打死它。时先生说不妥，不妥，“日本邻近中国， 有1亿以上人口，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处于世界最前列，并且因此具有成为军事大强国的很大 一部分客观条件。”看见了吗，“军事大强国”！够厉害的吧！我还头一次读到这个词汇！ 时先生还嫌一个敌对的日本不够厉害，还要画鬼吓人，说中国大陆除了日本还面对着“往 往敌对的美国、敌对的台湾以及可能敌对的印度”，还特意对未来的他认为以对抗为主的中美 关系作了详尽的分析。 既然中国现在或将来总要面对这么多的敌人或潜在敌人，那么现实的做法应该是尽快和那 些虽然可能成为敌人但现在还不是敌人的国家（如印度、俄罗斯、韩国）交朋友，或者和那些 敌对程度不深的国家（美国）化敌为友，对那些目前的敌人保持高度警惕，这才是基于实际情 况的国际外交策略。显然在所有和中国为敌或可能为敌的国家中，照时先生的说法，只有日本 和我们结怨最深，可谓根深蒂固，尽管我不同意时先生危言耸听的结论--“中日两国多数人民 之间近年迅速增长着互厌和敌意”，但实事求是的讲，中日关系是所有双边关系中最不好的 （５０％和４５％的中国人和日本认为中日关系不好）。（我对国际关系并不在行，加之文题 所限，此处难免简单，多谅解） 可时先生给我们中国外交开出的药方是什么呢？一句话：最大的妥协（肉包子）给予最危 险的（潜在）敌人。可能类似于“高薪养廉”吧。 可时先生不这么认为，满有把握地说：“只要中日关系有大幅度进展，只要实现了中日接 近，中国对美外交和战略地位的显著改善几乎是其必然或‘自动’的副产品。中日接近可以是 一种虽然在程度上打了折扣、但仍不失其原来意义的‘外交革命’。” 美日同盟关系历史已久，加之美主日仆的地位关系，试图分化他们，难度可想而知。我不 大相信改善了和狗的关系就等于改善了和其主人的关系。当然如果时先生颇具风险的离间计如 果成功，真的带来了“必然或‘自动’的副产品”，那么即便失去“肉包子”，也可算是一场 成功的“外交革命”了。不过有一个条件绝对不能缺少：狗自己要变成或帮助它变成主人的主 人。 时先生也知道改善中日关系的难度，但他认为“利益大，但困难也大，这就需要中国政府 本着真正创新性的国策思维和很大的战略决心，主动地以看似重大的代价(或者说依靠对日态 度、态势和政策行为的主动的大调整)来谋求中日接近” 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高风险意味着高难度，高难度意味着高投入。 时文的第三部分就是那获得高收益的必需的高投入，就是那诱狗的“肉包子”。 ４。好了伤疤忘了疼、帮忙帮到底、曲线救国。 要进行对日“外交革命”，我们付出的代价就是： “第一，在一段较长时期内，大致满足于日本政府就日本历史上对华侵略罪行目前已达到 的公开反省和致歉程度，除非日本政府方面就此出现非常严重的倒退；也就是说，将中日“历 史问题”争端大致撇出一个较长时期内的对日外交要事议程，也相应地撇出官方和准官方宣传 。” 可以想象只需要一代人的时间（２５年），如果中日“历史问题”“撇出官方和准官方宣 传”，那么这一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史实就将进入考证其真假有无的阶段。目前日本不正公然 叫嚣“南京大屠杀”是谎言、二战中日本“进入”中国根本不是侵略……吗？近日日本执政的 自民党某议员就公开否认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声称日朝是基于自愿的合并，恬不知耻地为“大 东亚共荣”翻案正名。如果我们对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编造的谎言保持沉默，将“历史问题 ”争端“撇出官方和准官方宣传”“一个较长时期”，那么以后修改历史教科书的就将是我们 ！ 多么阴狠的一招，想让中国人民好了伤疤忘了疼，忘记自己被奴役蹂躏的历史。 “第二，从平衡战略需求与经济需要、协调中长期实惠与中短期利益的原则出发，依靠积 极和强有力的政府政策促进和调控，在可行限度内争取较大幅度地增加日本对华进口和对华投 资，以达到足以使日本政府、财界和公众深切感到大有助于日本缓解经济长期衰退的地步。为 此，中国或许应该适当地相对减少美国和欧盟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和外国在华投资中所占的比 例。与其同时，从争取中日接近的战略需要出发，在中日贸易摩擦中采取比较能够适当地忍让 的态度和策略。中国政府还应当由最高领导人出面，以足够的力度和频度，感谢日本自中国改 革开放以来提供的大量对华经援。” 看来真的计划把狗供养成主人的主人啦。所谓“平衡战略”要想成功，一方面要使美日地 位发生变化，在经济上挤压美欧，放纵日本，变美主日仆为日主美仆，帮助日本成为“军事大 强国”。另一方面中国要有足够的能力来控制主人的主人，控制日本。 可是我们有什么资本来控制到时候成为主人的主人的日本，继续保持我们现有的对日的微 弱的相对优势（甚至就没有优势）？想要日本制衡美国，总得先能制衡住日本。想要狗咬它的 旧主，手中总得牵条链子；想要苏醒的蛇为你卖艺，总得作个圈它的笼子！ 我们有吗？如果没有，那么现在还不是拿“包子”喂“狗”的时候，还不是对蛇发慈悲的 时候，还不是进行“外交革命”的时候。我们现在手里既没有“链子”也没有“笼子”。我们 连钓鱼岛都收不回来。如果脱离实际想当然的搞对日“外交革命”，那么我们不仅不会成为主 人的主人的主人，反倒极有可能沦落为仆人的仆人，成为美国或日本的一条狗，成为可怜的农 夫。 而时先生根本没有考虑我们还要成为主人的主人的主人的必要。他是想让我们先成为仆人 的仆人，变成日本的奴才！你看时先生想的多好：“在中日贸易摩擦中采取比较能够适当地忍 让的态度和策略。中国政府还应当由最高领导人出面，以足够的力度和频度，感谢日本自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提供的大量对华经援。”--做奴才就得有奴才的样子！ 时文的对日“外交革命”还有三条，一是在军事上对日本军事力量的扩张保持适当沉默， “我们的战略基点，是不受‘中国威胁论’的干扰，在国家大战略的主导下，以对台军事斗争 准备为压倒性的首要任务，‘少说多干’和只争朝夕地加速中国军事力量的全面现当代化。” 二是在亚洲推举日本当“老大”，中国应当使日本确信“中国将日本当作大国看待---既是今 日的世界和区域经济大国，也是明日的东亚政治大国”“防止一位日本政论家最近所说的‘东 京和北京之间就与东南亚经济一体化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三是在国际社会“择时积极支持 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上前面提到的两条，时的对日“外交革命”被简称为“时五 条”。 看来帮人要帮到底。既然我们要洗心革面、忘记过去（时一条），决心为奴，奉养主子（ 时二条），就更应该尽职尽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日本鬼子即使武装到了牙齿，我们也别 “公开表示担忧”（时三条），邓小平“决不当头”遗训一定要贯彻到底（时四条），直到支 持日本挤入国际高层（时五条）。 写到这里我都不相信这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者写的文章，我觉得这极有可能出自日本人的 手笔，至少有日本人的授意！不过只是感觉，毫无根据。不过在感情方面，我相信感情的第一 反应的正确性。比如受到别人攻击时，只要我们还有健全的情感，那么第一反应就是奋起还击 ，虽说还击的方式时机尺度等会经由理性来抉择，但却不会动摇还击的必然性。所以，基于健 全情感的反应往往是最正确的。由此我觉得已经为我上面毫无个根据的判断找到了依据。如果 “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一文的作者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那么我相信这个中国人也 已失去了作为中国人应该具有的健全情感、甚至理性。 对于“时五条”在中日关系“外交革命”中想要作出的全面（历史文化、经济贸易政治、 军备、区域和世界地位）妥协绥靖，我们必然会想起汪精卫全面投降的“曲线救国”战略，只 是时先生把这叫作“迂回战略”。时先生在文章最后还狡辩说：“非常重要的是，对于中国， 中日接近可谓一场代价并不高昂的‘外交革命’。如果冷静、求实和创新性地思考，就可以认 识到所有上述五大方面的作为并不代表中国付出真正大的实际代价，更谈不上损伤中国的根本 利益，或放弃中国在维护自身安全、谋求自身强盛的根本问题上的根本立场。在为实现中日接 近需要做的五方面事情当中，一部分相当于本着讲求实际的思维方式，正视和暂时接受中国在 一段时期里无力改变的现状，以便绕过国家大战略要求绕过的前进障碍，另一部分相当于谋求 中日两国间的“双赢”，从而促进实现中国重大的国家利益，还有一部分相当于“损失预防” ，即有些事情可以很肯定地预料你终究根本挡不住，如果试图阻挡，就会迟早成为失败者，并 且不必要地得罪日本民心；相反，你如果予以欢迎甚或推进，便可以由此获得“正资产”，在 现今或未来享有或依以施加有利的政治和心理影响。” 那些阻碍中国强盛的所谓“无力改变的现状”（比如中日历史问题争端）能绕得开吗？狭 路相逢勇者胜，为什么日本在这一问题上就不能“绕过迂回”，而偏偏要我们“绕过迂回”呢 ？事实上在这一问题上要么妥协退让，要么迎头顶上，根本没有迂回的空间和可能，因为两个 矛盾的历史只有一个是事实。也绝对不能“暂时接受”，暂时接受意味着永远无法挽回。也根 本不存在“终究根本挡不住”的势头，当年日寇狂妄声称３个月灭亡中国，只能吓倒漆头发软 的人，注定做汉奸的人。如果知难而退，说那是“终究根本挡不住”的，为怯弱制造借口，那 么我们得到的所谓“双鹰”“正资产”也是自欺欺人。 总之，时先生所谓的对日关系五条建议，根本不是什么“外交革命”，而是地地道道的妥 协绥靖。 附： 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 时殷弘 一 近年来，中日关系中相当经久、广泛和深刻的紧张构成了中国对外关系中很少数特 别令人担忧、也特别催人思索的方面或问题之一。不仅如此，尤其具有忧患意味的是， 这紧张的最突出、也最具深远危险性的特征，在于中日两国各自很大部分国民之间(甚 或略为夸张地说是中日两个民族之间)近年迅速增长着的互厌和敌意，亦即一位中国作 者最近一篇重要文章的副标题所说，是“中日民间之忧”。”[1]该文以某种报道文学 似的生动有力的方式，加上冷静的理性思考，列举、警示和谈论种种现象，那是我们大 多数人总的来说其实都相当熟悉，但往往远不那么勇敢地予以正视和深思的。在此，只 需要从并非罕见的有关民意测验资料中，举出其公正性无可怀疑的单单一项调查，来印 证事态发展的严重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日本(朝日新闻)合作，于2002年8月末到9月中 旬分别在中日两国进行了被称为全国范围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1)50%的中国回应者 和45％的日本回应者认为中日关系状况不好，而持相反看法的中日回应者则分别占22％ 和41％；与1997年进行的前一次同样的测验相比，认为中日关系状况不好的中日回应者 分别增加了21％和5％；(2)80%的中国回应者将“历史认识”列为影响中日关系的头号 负面因素，而在40％的日本回应者那里，这样的因素是“缺乏互相理解”和“政治制度 不同”。总之，情况如报道这次民意测验的《朝日新闻》所说，“大多数日本人和中国 人觉得他们两国间的关系不好”，因而同先前一些年里的情况相比，“中日关系正在恶 化”。[2] 由于近年中国公众的对日情绪和舆论氛围，加上有关的媒体报道和研究工作中的重 大缺陷，一般中国人对于日本公众一段时间以来的对华情绪和对华看法，连同其日本国 内政治影响，几乎完全缺乏了解。就此，读一下英国《经济学家》杂志2001年初的一篇 专题文章肯定是有益的。其中写道：“这些日子里……尽管有(中日两国)官方的要人放 心的表示，(中日)关系却不好，而且愈益更糟。为此，日本人怪罪中国在贸易和对外政 策方面的咄咄逼人。然而，相当大一部分原因可以在日本国内找到。在那里，同中国 ‘交往’(‘engaging’)的老政策正受到新一代张扬(assertive)的政客、学者和报人 的持续抨击。甚至外务省官员也已开始予以注意。官方的对华政策已突然开始强硬起 来。”在日本各界和公众中间，“对华鹰派有一群竖耳聆听他们讲话的听众……日本病 态的经济和高失业率在煽着沙文主义的火焰。”此外，中国的对日谴责和要求、中国公 众中相当流行的厌日反日舆论、两国间的贸易摩擦和领土争端、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 部分旅日中国人的刑事犯罪和黑社会活动等，在该文看来都有助于日本“形形色色的民 族主义者”在一定的公众同情和呼应基础上，“要求实行一种更为张扬的对华政策”， 而石原慎太郎之流右翼鹰派“正在得到愈益增长的赞同，尤其在比较年轻的日本人中 间”。[3]此类状况的原因如该文所述，相当复杂，日本自身国内的经济、政治、心理 原因总的来说很可能是首要的。然而无可讳言，中国从民间到政府的某些对日基本态势 和行为也跻身于原因之列，无论它们有多大部分有怎样的确实正义的理由，而中国可做 的首先是优化自己的有关战略和态势，从而为中国自己至关紧要的利益促进大幅度改善 中日关系。 二 日本邻近中国，有1亿以上人口，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处于世界最前列，并且因此 具有成为军事大强国的很大一部分客观条件。因此，完全可以认为中日两国多数人民之 间近年迅速增长着的互厌和敌意不受制止地发展下去，对中国的中长期未来相当危险。 讲穿了，这危险之一就在于恶性发展下去，石原慎太郎之类反华、排外、极端民蔟主义 和政治/军事扩张主义的极右势力就有可能有朝一日控制日本政治和对外政策方向。中 国领导人多次十分正确地强调要“高瞻远瞩”地对待中日关系，很大部分意义大概就在 于此。鉴于这样的危险，也鉴于中国在东亚的外部总体安全环境比较严峻，大力尝试中 日接近、尽可能避免或缓解中日之间的“安全两难”就其本身来说至关重要。中国大陆 经不起在一个往往敌对的美国、敌对的台湾以及可能敌对的印度之外，还面对一个敌对 的日本。从全局观念出发，具有根本意义的战略集中原则要求大力争取改善中日关系、 实现中日接近，以便中国能够主要在中长期安全意义上尽可能集中应对美国实在和潜在 的对华防范、压力与威胁，连同集中致力于台湾问题上的阻独促统重任。 近两三年来，尤其是“9·11”事件以来，美国的巨大力量优势和在世界政治中的 霸权态势达到了可称史无前例的地步，它对中国真正崛起的戒备，它阻滞中国具备强国 的军事力量和国际政治影响的倾向，也发展到了可称前所未有的程度，尽管美国行政当 局的对华意图、态势和政策行为可以发生显著的局部良性变化，也尽管中美两国之间长 远来看也有真正的希望争取形成总的和平协调与协作前景。与此同时，虽然近年来的一 项基本方针--以对美关系为重中之重，尽可能(甚至不时在相当程度上忍辱负重)维持 中美良性关系--出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必需，并且总的来说产生了对中国至关紧要的有 利效果，但是单凭这一基本方针，显然不足以真正实质性地大幅度改善(至少在当前共 和党行政当局执政期间)美国的对华基本观念、基本政策和战略态势以及中国的中长期 外部安全环境。不仅如此，中国已经可以相当强烈地感觉到，这一方针有两项代价：第 一，对美外交的回旋余地必不可免地受到颇大限制，并且因而在多项重大的国际问题 (一定意义上乃至某些国内问题)上的回旋余地也受到不利的制约；而且，由于国际政治 军事形势的局部紧张化和美俄两国的显著接近，这种受限情势在某些方面进一步加剧； 第二，在具体实施中被不少中国公众往往不正确地看作未免一味“示弱”“示软”的对 美态势有损于国家对外政策所需的、比较广泛的国内公众支持，而在中国“大众政治” 随改革和社会发展愈趋形成的情况下，这种公众支持愈益重要。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至 关重要的战略灵活性原则要求中国局部调整自己的大国外交构局，有力地缓解某些重要 方面的对美被动境地，显著增强对美外交杠杆，营造一种大有助于促使美国政府乃至美 国舆论朝良性方向多反思、多改善对华态势的国际氛围压力。就此目的而言，中日接近 是一项(在能够比较明确预计的时期里甚至很可能是唯一的一项)可以有很大分量的外交 举措。 然而与此同时，必须认识到日本是美国在东亚的首要盟国，并且缺乏外交独立传统 ；不可设想在可明确预见的时期内，日美间现有和可能出现的矛盾会发展到实质性地动 摇日美军事/政治同盟的地步。不仅如此，有许多原因使日本会对中国的外部困难感到 庆幸，也有许多原因决定它会对中国的力量增进和中日间的“权势转移” (power transition)怀抱疑惧：所有这些将使日本不愿接受、并且警惕任何在战略上明显地图 谋中日协作制衡美国的“外交革命”。这近似于1890年后的奥地利几乎全无可能成为法 国或俄国制衡德国的伙伴。 可是与此同时，还有若干重大因素很可能使日本像中国一样，可以变得认真地、甚 或比较强烈地企盼中日接近。它们包括：与中国相邻的地理位置和由此而来对于中日敌 对的担忧；在经济长期衰退中特别突出的对华贸易和投资需求；在因为中国经济勃然兴 起而改变了的东亚经济格局中维持日本影响的需要，而这分明只有通过与中国的协调和 协作才能做到；在东亚国际政治、特别是东北亚区域安全方面与中国协调和协作的同样 大的重要性，它们对于日本维持足够的安全感和实现区域政治大国抱负显然必不可少； 二战后日本国内准和平主义的“贸易国”政治文化[4])虽受一定侵蚀、却仍然占有的主 流地位；日本对于美国的一种可有或必有的担忧，即东亚稳定与日本自身安全将由于美 国(一个过分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甚至黩武主义的美国)可能不时太具威胁性和太莽撞的 对华态势而遭到损害；[5]日本关于自身一种基本处境的必有愿望，那就是改变它虽然 位于东亚、却与各主要邻国(首先是巨大和愈益重要的中国)长期保持心理和情感上严重 疏离的那种很不自在的状况。只要中日关系有大幅度进展，只要实现了中日接近，中国 对美外交和战略地位的显著改善几乎是其必然或“自动”的副产品。中日接近可以是一 种虽然在程度上打了折扣、但仍不失其原来意义的“外交革命”。 如上所述，在通过中日接近显著改善安全处境以及外交地位方面，中国有非常重大 的利益。而且，中国对于中日关系大为改善的实际需求应当认为超过日本在这方面的需 求。然而另一方面，中日关系由于历史、民族心理和东亚国际政治构造等方面原因，原 本就多有困难，而近年来与两国政府政策和公众舆论(或许尤其是与中国公众舆论)相 关，相当显著地趋于恶化。利益大，但困难也大，这就需要中国政府本着真正创新性的 国策思维和很大的战略决心，主动地以看似重大的代价(或者说依靠对日态度、态势和 政策行为的主动的大调整)来谋求中日接近，何况现行的某些对日态势和政策的基本无 效更突出了这么做的必要。从对日关系考虑，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改善中国全局性的安全 环境和外交地位考虑，至少非常值得尝试最著名的战略理论思想家之一利德尔·哈特提 倡的“间接路线”战略(the strategy of“indirect approach”)，[6] 或者说迂回战 略。 三 中国为谋求中日接近主要需要做什么?主要需要做下列五大方面的事情： 第一，在一段较长时期内，大致满足于日本政府就日本历史上对华侵略罪行目前已 达到的公开反省和致歉程度，除非日本政府方面就此出现非常严重的倒退；也就是说， 将中日“历史问题”争端大致撇出一个较长时期内的对日外交要事议程，也相应地撇出 官方和准官方宣传。为此，对于这一加剧中日敌意和阻碍中日接近的最大问题，需要怀 抱一种对于它最终能够得到解决的历史信心和耐心，需要具备从中国总体环境和总体利 益出发的大战略全局观念，连同战略分寸和轻重缓急次序意识。也就是说，必须念念不 忘前面已经强调过的战略集中原则：集中应对美国，集中致力于台湾问题上的阻独促 统，为此争取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积极因素，绕开或缓解一切可能如此处理的牵制和障 碍。 第二，从平衡战略需求与经济需要、协调中长期实惠与中短期利益的原则出发，依 靠积极和强有力的政府政策促进和调控，在可行限度内争取较大幅度地增加日本对华进 口和对华投资，以达到足以使日本政府、财界和公众深切感到大有助于日本缓解经济长 期衰退的地步。为此，中国或许应该适当地相对减少美国和欧盟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和 外国在华投资中所占的比例。与其同时，从争取中日接近的战略需要出发，在中日贸易 摩擦中采取比较能够适当地忍让的态度和策略。中国政府还应当由最高领导人出面，以 足够的力度和频度，感谢日本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提供的大量对华经援。 第三，对日本的军事力量扩充及其使命的某些修改采取内心适当警惕、外表足够大 度的政策；改变几乎动辄就日本走“军事大国道路”的可能性(往往是被一定程度地夸 大了的可能性)公开表示担忧的做法。我们的战略基点，是不受“中国威胁论”的干 扰，在国家大战略的主导下，以对台军事斗争准备为压倒性的首要任务，“少说多干” 和只争朝夕地加速中国军事力量的全面现当代化。在日本军事力量乃至整个日本问题 上，我们说话要有分寸，过头话有弊无益，做事要讲求实效，无效的事坚决不做。还要 积极地以各种方式尽可能构建中日两国间、乃至中国与美日军事同盟间的一定军事互信 气氛和机制，对此既不怀抱幻想，也不无所希望和无所作为。与此相关，在坚决大力加 强中国军事力量的全面改善和建设的同时，反复向日本政府、政界精英和公众舆论说明 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绝无扩张主义意图，说明只要台湾不独立就不对台动武。 第四，在有关东亚地区国际安全、政治合作、经济稳定与繁荣的重大多边问题上， 以实际行动欢迎、甚而主动邀请日本以大国身份参与。中国应当使日本政府和公众得出 一个比较明确和经久的结论：中国将日本当作大国看待--既是今日的世界和区域经济 大国，也是明日的东亚政治大国，并且本着大国协调与合作而非大国权势争斗的根本原 则，处理中日在东亚国际政治和经济中的关系。就此，在近期内特别重要的是两件事： 第一，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大大加强双边和多边框架内同日本的协商与合作，以促进朝鲜 半岛的和平、稳定和非核武器化，以防止各大国就朝鲜半岛进行权势竞争和争斗的悲剧 性历史在任何程度上重演；第二，在与东南亚形成自由贸易关系和经济较高程度整合的 过程中，采取尽可能与日本协调而非竞争的基本政策，防止一位日本政论家最近所说的 “东京和北京之间就与东南亚经济一体化争夺领导权的斗争”。[7]这两个问题同上面 第三点合起来，都属于中日战略性关系问题，它们应当是急需开始和逐步深入的中日政 府首脑级战略会谈和部门性系统磋商的基本内容。 第五，在联合国安理会体制改革问题上，从政策声明和实际态度两方面“一视同 仁”地看待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即不对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提出中国未 对其他同类要求者(如印度、埃及等)提出的特殊条件。或者更进一步，择时积极支持日 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四 非常重要的是，对于中国，中日接近可谓一场代价并不高昂的“外交革命”。如果 冷静、求实和创新性地思考，就可以认识到所有上述五大方面的作为并不代表中国付出 真正大的实际代价，更谈不上损伤中国的根本利益，或放弃中国在维护自身安全、谋求 自身强盛的根本问题上的根本立场。在为实现中日接近需要做的五方面事情当中，一部 分相当于本着讲求实际的思维方式，正视和暂时接受中国在一段时期里无力改变的现 状，以便绕过国家大战略要求绕过的前进障碍，另一部分相当于谋求中日两国间的“双 赢”，从而促进实现中国重大的国家利益，还有一部分相当于“损失预防”，即有些事 情可以很肯定地预料你终究根本挡不住，如果试图阻挡，就会迟早成为失败者，并且不 必要地得罪日本民心；相反，你如果予以欢迎甚或推进，便可以由此获得“正资产”， 在现今或未来享有或依以施加有利的政治和心理影响。 另一方面，上述几点由于同中国迄今为止的对日态度、态势和政策很不相同，并且 远超出日本政府和公众 (乃至所有其他国家和世界舆论)关于中国的可能有的预期，因 而确实代表了一种“外交革命”。虽然它并非外交史上严格传统方式的、同盟组合戏剧 性变动意义上的“外交革命”，但这并不减损它的如前所述的重大价值，并不抹煞它很 可能同传统意味的“外交革命”有多少类似的功效，那就是争取在果敢重要方面重新构 局，以便 (夸张地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同先前相比，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人在外交方面的最大和最突出成就，是基于邓 小平开拓的新的外交总方针和有关实践，持之以恒和多有创造性地大力经营睦邻性质的 周边外交，使得对于中国的安全与和平建设而言，除了与台湾问题和美国战略密切相关 的西太平洋环线外，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总的来说达到了中国现代史上迄今为止的最 佳状态，并且相应地留下了一项非常重要、非常辉煌的当今中国外交传统或系统经验。 但是，出于种种客观的以及主观的原因，目前远非良好的中日关系代表着这方面尚存的 一个最大遗憾。十六大以后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班子不仅需要继承其前任近乎 全方位的睦邻外交，还必须与时俱进，有所创新。很明显，就此而言最重要、甚至近乎 有全局意义的是大力谋求中日接近。在今后领导中国期间，他们应有的最大外交任务之 一就在于此。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注释： 本文所用的“外交革命”(“diplomatic revolution”)一词，系国际外交史学界 通用的专门用语，它源自与18世纪奥地利继承战争直接相关的强国间阵线组合的急剧变 动，特别是其中从敌对到友好合作的急剧变化。延伸开来，可以用“外交革命”指国际 大格局背景下原先对立的两国间根本或接近根本、并且具有戏剧性的关系变更，或曰戏 剧性的“接近”(rapprochement)。例如，1972年尼克松访华就是中美两国在这个意义 上的“外交革命”，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大致也是如此。 [1]马立诚：“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 期。 [2]“Polls： China-Japan Relations Worsening，” Asahi Shimbun,Sep． 28，2002． [3]“Japan Starts Picking on China,” The Economist,Feb．8，2001．近 来，在中日关系正常化30周年之际，《日本时报》就此发表社论，其中颇为不安地谈论 了“中日民间之忧”：“在(中日)两国，较年轻一代的兴起已抽走了推动发展‘日中友 好’的劲头。结果，反日和反华情绪增长。在日本，这样的情绪已助长了民粹主义势 力。”这篇社论进一步不安地展望说：“(中日)两国间的心理方程(psychological equation)已随中国信心的提升和日本信心的下降发生逆转。在这个意义上，日中两国 人民正站在一个可能危险的关头，在此关头情绪冲突如果失控，将导致双边关系一落千 丈。”“Japan and China Need New Framework,”Editorial，Japan Times，Sept. 30，2002． [4]对“贸易国”(Trading State)的界定，见Richard Rosecrance，The Rise of Trading State：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1985)． 这是一部有较广泛理论思想影响的名著。关于“贸易国”政治文化在明治维新以来的日 本史上的基本表现形态，参见时殷弘：“和平扩张?军事征服?商业福利--20世纪日本 的选择和命运”，《日本学刊》2000年第2期。 [5]这有如对于“瓷器店里的公牛”的担忧，那是任何同瓷器店有利益关系的人都 会有的。 [6]B．H．Liddell Hart,Strategy，2nd revised edition(New York，1967). [7]Keizo Nabeshim，“Strengthen Sino-Japanese Ties,”Japan Times，Sep． 25，2002．(完) 发表于《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 (40)Friday, July 11, 2003 10:27 AM 也谈“日本东出”联 正如Zhuang, Allen (Hong Kong)指出，“日本东出，照遍四国九州”确是一句错联。它完全不符合对联的平仄要求。 对联在音节上，除上下联要平仄相对外，每一联的相邻意群还要平仄相隔，以达到抑扬顿挫的艺术效果。如：“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上联是“平平仄仄平平仄”，下联是“仄仄平平仄仄平”。但“日本东出，照遍四国九州”一句完全不符合平仄相隔的要求。它的结构是“仄仄平仄（“出”字为入声，属仄），仄仄仄仄（“国”字为入声，属仄）仄平”，基本上是一个全仄句，读起来非常拗口！这一句，本来我可把它修改为一句形式上较好的上联，但我不是日本人，我不去做它。我愿意奉出下联，给上联一点晦气： 月经阴坠，晦透扶桑倭土。 平仄结构是： 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仄。 （本联中的“月”、“阴”、“倭”为可平可仄的位置，即“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的位置。） 句子意思： 阴是一个地理上的词，如“山之阴”，“水之阴”，其他背阳、寒冷的地方都可称为阴。它比喻日本虽然曾经不可一世，但现在已走向下坡路，犹如扶桑花及其生长所在的附近一片土地已遭一些污物所染，得了晦气，失去了原来的灿烂。 此文待发稿之际，得阅杨国炜的“龙须西摆，扫尽五湖四海”一联，觉得其意境确实也不错，但“五湖四海”中之“四”与上联“四国九州”之“四”有重字，建议改为“龙须西摆，扫尽八荒六合”。“八荒六合”者，包括上下左右，东南西北，乃至整个天下，气势相当宏伟，如李白就有这样的诗句：“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龙须西摆，扫尽八荒六合”的平仄结构也为“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仄”（“西”属平，“八”为入声，属仄，这两字在可平可仄的位置。“合”为入声，属仄）。 广州 柳华 (39)Sunday, July 06, 2003 6:33 AM 不要争闲气 对联，是一种文字游戏。日本人的野心自古有之，终不得逞，不过是过过嘴瘾。中国人把这些时间和闲工夫用来作好自己的本职，假以时日，中国人到了日本就不用受那些人渣的歧视。 (38)Friday, July 11, 2003 7:46 AM 现代寓言 传抗战初南京久攻不下,日司令挠头,一参谋献计曰:闻汉人好捉对,迷精神胜利法,遂派飞机临城遍撒纸条,上印对联上联若干,捱两日后猛攻,城破矣. (37)Monday, July 14, 2003 早报网编辑部，您好！ 上周于贵网站看到《灭日本威风 中国网民对对联》的文章，深感日本果然有贤达大儒。笔者本是学理工的，论文 学之素养在泱泱中国实在是不足一提。但见此妙联，不免心中踊跃，以为抛砖引玉，相信国人知道，必然有更多佳联妙 对以满足日本人求学、讨教之诚！ 汉朝西征，文化万水千山。 “汉朝西征”对上联“日本东出”，汉朝即“中国”对“日本”，又有“汉（中国）朝西部出征”的意思。下句 “文化万水千山”对“照遍四国九洲”。“万水”、“千山”都是地名，前者为湖南省郴州市临武县万水乡，后者是 辽宁省鞍山市千山区。整句的意思是“大汉（中国）向西部出征，以文章、文明教化天下”。 另外，笔者也按上述体例杜撰一上联，回馈日本学者，并对之： 中原四归，国泰因北平南宁西安东胜文昌武威。 略解释一下：“中原四归”的意思一是“中本来是东西南北四方的回归点”为下句的东西南北留下伏笔；意思之 二将全句合起来讲就是“中国（中原）得到四方的归附”“国泰民安是因为北方和平、南方安宁、西方安定、东方长 胜，文化昌盛武装威风凛凛”。同时，上句与下句的第一个字嵌入“中国”两字，而“北平”、“南宁”、“西安”、 “东胜”、“文昌”、“武威”全部出自中国之地名。 福建厦门 林金斌 (36)Sunday, July 13, 2003 2:54 PM 天朝西倾，收尽汴京洛阳。 注： 《淮南子.天文训》中有" 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 "的典故。" 日本东出 "是自然现象，" 天朝西倾 "有典故可依。 以天对日，太阳虽大，能与天比么？ 又以天朝对日本，中国历来称为天朝大国，小日本可比么？！ 和日本东出是一语双关一样，天朝西倾又含有天意是朝着西边的中国倾斜的。 汴京、洛阳都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都城。汴京又称东京，故隐喻日本首都；洛阳音同落阳，隐喻日本不是东出的太阳，而是要西落的太阳了。 你要照遍，我就收尽，看你还猖狂不？！ 周小华 2003.07.12.于温哥华 (35)Sunday, July 13, 2003 4:33 PM 我是台灣中國時報社工作人員，叫潘勛，試著對對看 日本東出 照遍四國九州 中原正處 總合三江五湖 (34)Sunday, July 13, 2003 1:38 AM 震撼之联 鄙人在亮对之前郑重申明：所谓日本人叫擂台摆出来的上联首先是不符合出联的音韵 要求也就是格律要求的（太没文化，太没出息了）；但是，既然出联者如此嚣张气焰， 不以谬还谬，以狂击狂，岂不让他等蔑我中华无人且由此遂心得意耶？岂不让他等蔑我 中华文化无人且由此遂心得意耶？！中华之子、中华文化之子兹对一联：羞尽日本此狂 生，骂尽匹夫不量力！ 再郑重声明：此仅是先有文化挑衅后的文化对答之游戏，绝无任何政治意图和个人对 日本（日本人）道德、法律上的不尊重。——请看联： 〖日本东出，照遍四国九州〗 【天朝西来，收尽皇民社孙】 【说 明】 ① “本”与“日”连读是一名，独有名词；“本”与“东”连读则“本”作“东 出”的修饰词（动态修饰，表方位）。下联语法和修辞上与此相同，即“朝”与“天” 连读则构成“天朝”这一独有名词，“朝”与“西”连读则作“西来”的修饰词（动态 修饰，表方位）；且“日本”和“天朝”，“本东出”和“朝西来”皆意象相对。 ② “朝西来”也就是自西来，向西来或来自于西的意思。对于日本来说，天或天朝 是朝西的方向来的，也就是自西的方向来的；在诗意的直接意象中此“朝西来”的表述 也成立，绝无谬误。 ③ “皇民社孙”矛头直指日本的两大精神支柱或日本社会的两大基础性的价值理念 ：“天皇”与“神社”。他们都是这两者的臣民或子孙，谁叫他们那么对这“皇”、 “社”顶礼膜拜呀…… ④ 在泛化的意义上，“天”大于一切的存在，囊括一切的存在；而作为真正“天 朝”的泱泱中华自然就可以收尽日本的“天皇”与“神社”，更无须逞遑什么“皇民社 孙”的日本人了…… ⑤ 上下联表面上各自都讲日本（天皇，皇民），上联实包藏日本统括、把持世界的 野心，下联则狠揭有“本东出照遍四国九州”之野子狼心的日本最终免不了被“天朝” （或中华或天命）“朝西来收尽皇民社孙”的命运——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呜呼哀 哉，休矣休矣！ ——殷比干第113代裔孙（中国大陆）：林桂榛 (33)Sunday, July 13, 2003 天朝中兴 泽被长安大同 李炎 (32)Sunday, July 13, 2003 唐风西渐，恩泽五代十国。 释义：1.日本文化，源自唐宋； 2.五代十国既指朝代，又指历史深远、地域广阔。 厦门 天诺 (31)Sunday, July 13, 2003 夏自古有，涉及天涯海角” 解释：夏季自古便有，涉及到我国的海角天涯，海角、天涯也是在我国确有其地名。另 一层含义：华夏自古就有，历史源远流长,华夏子孙的足迹涉及到世界的天涯海角，比 什么“四国九州”可远多了，哈哈！ j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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