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卓南生（本报特约）

　　谈起日本政府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即ODA），熟悉日本事务的人士都知道，它与日本对亚洲国家的“战后赔偿”一般，从来就被摆在促进日本对外经济发展的位置上。换句话说，战后赔偿或经济援助也者，无一不与日本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利益紧密挂钩。针对旨在“振兴输出”的战后赔偿问题，也许说得再坦率也不过的，是被誉为战后“名宰相”吉田茂的下列一席话：

　　“由于对方不喜欢‘投资’的字眼，那就随其所愿称之为赔偿。但对我们来说，其实就是投资。”

　　正因为日本对东南亚的“战后赔偿”与“经济援助”一开始就是从“投资”和开拓日本的市场着眼，加以日商过于精打细算，它在60年代后半期至70年代前半期一直遭受各地人民猛烈的抨击。日本之赢得“经济动物”和“寄生虫”的雅号，正是其“附带条件的经济援助”的产物。1970年8月，马来西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在访问东京时，便如此尖刻地讥讽日本的经援态度：“日本伸出一只手贷款给我们，但另一只手却像变魔术般取回多一倍的款额。”

　　与“战后赔偿”旨在扩大日本的市场及确保资源来源的特征相比较，日本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相对地色彩较为淡薄，一来是由于受到国际有关ODA理念（即旨在协助发展中国家开发和提高其国民的福利）的牵制；二来是由于日本式“附带条件的经济援助”声名狼藉。因此，尽管其目标和“战后赔偿”一样（两者有时候便是相辅相成），都与日本的“国益”紧扣在一起，但在表面上还得装为不计较本身直接利益的“绅士”。

　　佯装绅士　改变形象

　　长期以来，日本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援就以“只出钱，不开口”自我标榜，目的正是为了改善日本在国际上的形象。但是，略为关心时事的人士都注意到，即使是在日本自我打扮为“绅士”的时代，日本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与其说是把重点放在有关本身所期待的“开放”和福利，不如说是着重于对日本有直接利害关系（如日本所需的资源）的事业上。日本对苏哈多时代印尼经援的态度，就是明显的例子。

　　到了8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膨胀和日元的增值，日本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援数额大为增加。与此同时，自从鹰派首相中曾根康弘上台以后，日本的ODA项目，也已从“以振兴贸易”为中心的经济目标转为带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1990年海湾危机及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官员与舆论界齐声合唱“国际贡献论”，更把ODA战略定位为“日本政治大国”（乃至军事大国？）服务。当局在拨款110亿美元给多国部队之余，还动用20万美元ODA的款项支援中东的周围国家，无非是为了协助派兵参与多国部队的埃及和土耳其。

　　“互利”项目要人致谢

　　正是在上述的背景下，70年代强调日本“只出钱，不开口”，佯装圣诞老人或绅士的自我标榜的口号，已被认为过时。取而代之的是“既要出钱，也要开口”的新方针。日本当局及其智囊们在江泽民访日之后决定要大打“ODA牌”，显然是与上述日本的国策与战略的改变分不开的。

　　不过，平心而论，日本在大打“ODA牌”的同时，要中国领情感谢原本就是“互利”，或者说是符合日本经济在中国大陆发展战略的贷款，毕竟是罕见的事。

　　当然，两年来日本除了对华大打“ODA牌”及“中国威胁论牌”之外，也隐隐约约露出“台湾牌”。李登辉访日计划能否实现与是否拖延，正是东京此刻耍弄得不亦乐乎的一颗小棋子。

·作者为日本龙谷大学教授，现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