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指出，在中国对日政策出现调整征兆时刻，日本方面反而采取“攻击就是最佳防卫”的策略，促请中国不要打“历史牌”，要感激日本的经援，甚至指责中国的海洋调查船进入中日未划定界限的海域。这种高调姿态在朱镕基访日时达到高峰。

　　中美关系欠佳，中日关系不能老是纠缠于一些老问题而长期停留于“低谷”状态。出自种种国内外的考虑因素，北京一年多来对日态度确有“调整”的征兆。

　　对于北京对日政策的微妙变化，反应最灵敏的莫过于日本传媒。针对日本首相森喜朗五、六月间一连串发表旨在宣扬战前思想的“神国论”等谈话，一家对中国少有正面报道的日本报章便形容北京“自我克制”的反应为“几乎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产经新闻》指出，中国官方既未发表正式谈话，国营传媒也只停留在传达日本国内争议的“客观报道”而未展开非难的宣传攻势。

　　与此同时，该报也注意到今年5月20日日本运输大臣二阶俊博率领5000人观光使节团访问北京时，受到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副主席胡锦涛两人同时在场的“不寻常的欢迎”。该报认为，这些都说明了北京对日态度有所改变。

　　不过，有趣的是，尽管亲官方的日本报章频频报道中国官方与传媒在许多敏感的问题上采取“异常克制”的态度，及对日本微笑招手，日本外相河野洋平8月间在访问北京时，仍然颇有微言。在中共中央党校的演讲会上，一向以自民党“鸽派”自我标榜的外相以罕有的强硬口吻，对中国的下列动向展开抨击：一、所谓日本的“军事扩张”和少数人企图“恢复军国主义”也者，其实是中国媒体对事实的曲解和夸大。二、中国的导弹和年年递增的军费开支等令人感到忧虑。三、日本每年以经济合作方式向中国提供2亿8100万美元的援助，并未得到恰当的评价而令日本人民感到困惑。

　　换句话说，自民党的“鸽派”政治家也和恫言动用“ODA”牌的鹰派人士站在同一条线上，一面把各方对日本的军事动向及日本国内某些“军国主义”言论的担忧，归咎于“媒体的歪曲”；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国在军事开销和“间谍船”等问题上自我克制，并对日本的经援致以谢意。

　　日本“温和派”领导人以如此强硬的态度对待北京，既可理解为是“坦率的对话”，也可以解释为是在执行日本兵家与商家常使用的策略：“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卫。”在将大是大非的历史问题论争矮化为“历史牌”的同时，东京快马加鞭的还击手法是：“ODA牌”、“中国威协论牌”，再加上“中国媒体歪曲论”。在东京看来，只要猛烈施这三项法宝，对方肯定要忙得团团转。 　　在分析中国对日态度或战略改变的背景时，前述的日本保守报章还根据“日中关系的有关人士”的看法列举以下三个因素：一、担心日本改变支援中国的ODA政策；二、在中美关系恶化与美日关系加强的背景下，认识到改善中日关系，从而获取实利的重要性；三、担心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不站在中国这一边。换句话说，不管是从国际形势、两岸目前的僵局或者中国急待外国经援的角度来看，都有利于日本以攻代守的战略。

柔软姿态的背景

　　以攻代守的战略是不是真的有如日本方面所期待与渲染的那么灵验和有效，这还有待进一步的验证和分析。不过，在朱镕基访问日本前夕，日本传媒以同一口径，大事渲染下列新闻，却是事实：

　　一、在日中经济合作20周年纪念仪式上，中国领导人对日本长期以来提供的日元贷款、无偿资金和技术合作对中国的建设的帮助给予高度评价，并向日本政府和人民致以谢意。《每日新闻》写道：“通过‘纪念仪式’的方式，感谢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合作，这还是第一次”。它认为原因是由于日本国内对中国军事开销的增长及日本经援的实际情况在中国国内未获充分了解深感不满，有意改变经援政策的结果。各报也竞相报道朱（金容）基在出发前，表示将加强这方面的宣传活动。

　　二、强调朱镕基摆柔软姿态，表示在历史问题上将“不刺激日本国民”。《朝日新闻》在解释中方答应不再将历史问题当为“外交牌”时，归因于“担心招惹日本方面的反感。”《读卖新闻》则指出：中国领导人为了建立新的合作关系，首次表示不打“历史牌”。

　　两项新闻，给人的印象是日本“经济援助牌”的威力真大，北京不得不为日本支援的五斗米折腰。至于中方有人认为“日元贷款包含有‘赎罪’之意”（背景是中国宣布放弃战争赔偿）的看法，并未被认真介绍，朱镕基在出发前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曾发表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看法，也未受到相应的重视。各报在津津乐道朱镕基“不刺激日本国民”时，几乎忘记了他同时还强调“不应该忘记这段历史”及“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根据中方的报道）的谈话。

　　不仅如此，《朝日新闻》的一位资深记者还语带讥讽，将中国的态度命名为“感谢外交”。

·作者为日本龙谷大学教授，现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