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笑外交”不行——因为日本有人认为这是北京为了赢得日本经济援助而改变的战术。

　　“感谢外交”无效——因为日本是否对中国西部大开发提供资金与技术的援助，完全是根据本身的经济发展需要和政治战略，而不是取决于中国领导人是否有弯腰向日本人多说几声“谢谢”。

　　在渲染中国总理朱镕基的“柔软姿态”，即在历史问题上“不刺激日本国民”（日本传媒解释为今后停止打“历史牌”），对日本20年来的经援表达谢意并答应广加宣传，以及将中国的“科学调查船”事件（日本怀疑为“间谍船”）解释为“误会事件”之后，一部分日本传媒发出上述的论调，显然是要向北京进一步施加压力，并传达下列信息：一、中国得在历史问题上更明确地表态和让步；二、“感谢”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能当为换取日本经援的筹码和条件。

　　单单阅读日本报刊和接触日本传媒，人们很容易产生如下的印象：在日本大打“ODA牌”的背景下，急待引进日本资金和技术的中国可以说是被搞得天旋地转，不得不根据日本规定的步伐行事。但即使是如此，东京还有人认为这只是手段和作态，缺乏诚意，不得换取日本的经济援助。日本付出每一分钱还得有更高层次的战略考虑。

　　日本经济大国支援发展中国家，从来都不离开本身的政经战略，这是一句真心话。既然是两相情愿，互惠互利的事业，东京又有什么理由非要对方“感谢”和“广加宣传”不可呢？日本支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项目众多（印尼、菲律宾就是其中名列前茅者），但从未听说过东京曾对其他国家提出类似的要求。从理论上说，东京的上述姿态显然有自相予盾的难以自圆其说之处。

求援心切　露出底牌

　　不过，就事论事，在事事讲究上下关系、力量对比，少有平等观念的日本社会里，对方的弱就是己方的强，既然北京求援心切的底牌已被看穿，“ODA牌”既可成为高压手段，也可成为诱饵。早在前年江泽民访日后不久，销路广大的《读卖新闻》就隐隐约约地亮出了“经济援助牌”。在一篇有关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的社论中，该报先是指出中国内陆地区急待引进外资和技术的事实，后是介绍20年前邓小平访日时曾说过一句充满幽默但却掀起日本的中国热的话：“请关照贫穷的邻人”，而中心主题是：“由于江主席过于强调历史，……对于日本企业来说，其中国热颇有被泼泠水之感。”

　　社论其实是含蓄地表示：只要中国“不太强调历史”，日本的中国热就会持续下去；反过来说，如果中国老是打“历史牌”，日本（包括日本企业和普通的日本人）就会对中国失去好感，对华投资与经济援助的项目也会削减，到头来对中国只有百害而无一利。

　　在历史问题上，北京一贯强调中国批判的是战前、战时的“军国主义者”和战后“一小撮否定历史，歪曲历史的右翼分子”，而不是一般日本人民。为什么大板打在“一小撮”发动战争及为战争翻案者的屁股上，而却痛在不少老百姓的身上呢？从外面的世界来看日本，确有令人越看越糊涂之处。

全民一体捆在一起

　　但仔细分析，却与下列的事实不无关系；首先是，战前的思潮与战争责任在战后从未被彻底清算。战争结束初期当局和舆论界以“一亿总忏悔”（等于是所有日本国民平均分担责任）的暧昧方式总结战争，是一个例子；甲级战犯岸信介在50年代登上首相宝座，又是一个例子。至于往后日本当局与亚洲各国在教科书事件和靖国神社等问题上发生摩擦，在日本国内更被宣传与转化为日本人与亚洲人的矛盾和冲突。在当局和舆论界的相互配合与渲染下，要向日本老百姓说清楚亚洲人（包括中国人）不满的对象并非一般的日本人确不容易。何况在侵朝、侵华与太平洋战争中，日本的家家户户都有人直接或间接参与其事，不少不愿或无法将问题搞清楚的日本人更容易把外来的批判声视为对准自己。这就有利于当局将“一小撮人”和“普通老百姓”在这个问题上的处境和命运捆在一起，激发狭隘的大和民族主义。

　　其次是，近年来日本当局与媒体将亚洲人对大是大非历史问题的重视，曲解为揪住日本的小辫子，旨在进行经济敲诈的宣传攻势已经奏效。历史问题既然已被矮化为另有所图的“历史牌”，江泽民的大谈历史，很自然地促使不少日本老百姓对中国产生反感（日人称之为“嫌中”，即讨厌中国）。因为作为纳税人，他们也认为自己是外国人大打“历史牌”的“受害者”。正是在如此这般的舆论诱导下，不少日本人提出的“日本到底该道歉到几时”，已含有“日本到底该被敲诈到几时”之意。至此，是非曲直的问题已被扭转为赤裸裸的经济利害关系的层次。不管北京怎样将“一小撮军国主义者”或者“一小撮为历史翻案的右翼势力”和一般小市民分开，都很难抵挡“日本国民上下一心”，反对被“敲诈”及“维护国家尊严与主权”的舆论宣传攻势。

“老朋友”也发微言

　　尤有进者，随着近年来日本政治进入“总保守化时代”，日本国内反对曲解历史的声浪已大大削弱，一部分在过去还肯仗义执言的日本人士也保持沉默，或者甚而相信北京真的是在打“历史牌”；日本国内对亚洲人谈历史的逆反心态，可以说是日益严重。据悉，在江泽民访日时大谈历史后，就连不少从事日中友好运动的中国“老朋友”也有所困惑和发出微言，而令北京感到震惊。有人猜测，中国重新检讨其对日态度的原因之一，是与这震惊有关。就连一部分长期从事日中友好工作的人士也对中国有所微言，北京确有必要全盘认真检讨其对日政策。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从大方向而言，错的一方不该是主张重视历史，强调“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者。问题是，北京要怎样摆事实、讲道理，说服这些“中国的老朋友”及一般日本市民相信北京在历史问题上，是始终一贯、真心诚意地抱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态度，而不是因时而异，或者打什么对日本另有所求的“历史牌”。

　　在日本猛打“ODA牌”及煽起国民情绪，强烈要求中国放弃所谓“历史牌”之后，北京确是处在不易招架的被动地位。

·作者为日本龙谷大学教授，现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