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访日是否取得成功，需要时间来检验，但比较肯定的一点是，中国对日政策与民众期望相差甚远。作者认为，现在的中国已不再是二十年前的中国，因此，中国对日态度不应该停留在过去的心态上。

　　关于中国总理朱镕基对日本的访问，人们从各自的角度作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其一是认为这次访问相当成功，因为朱镕基的魅力扭转了很多日本人对中国的消极看法；其二是认为这次访问并不成功，因为朱镕基在日本侵华历史问题上态度过于温和，使中国人感到窝气。

现实利益重于历史问题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除了中国大陆主流媒体之外，西方媒体几乎无一例外地对这次访问给予较高评价，其中《国际先驱论坛报》在言论版发表文章说，朱镕基这次访日为中国赢得了很高的得分。与此完全相反的是，在中国网上论坛以及海外华文媒体上，人们对中国这次刻意低调处理历史问题表示相当不满，甚至强烈指责中国对日政策过于迁就日本方面。

　　朱镕基访日究竟是否成功，这个问题可能还需要时间来检验。但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我们也许只能作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在对日交往、特别是在历史问题上，中国政府的处理手法与一般公众的期待和要求，确实存在着不小的距离。这不仅仅表现在朱镕基的此次访问中，而且还表现在钓鱼岛领土争执等等问题上。简单地说，当中国公众对日本的很多做法非常反感的时候，北京官方却还在继续说着“一衣带水”和“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官方民间，两种反应，这就使人明显觉得，中国对日外交政策与民间情绪很不合拍。

　　因此，就这次访问来说，不论朱镕基总理在访问中取得了多少实质性成果，只要他在历史问题上不够坚决和强硬，中国公众在感情上就不会接受和承认这次访问是成功的。

　　在对日关系中，这就是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最大难题，既要对得起历史，反映全民族的感受，又要在双边关系中灵活运作，以便获取最大的现实利益。毫无疑问，在历史感受和现实利益之间求得平衡并不容易，关键是要在特定情况下确定两者之间的轻重缓急关系。就朱镕基这次访日而言，所有人都明显感觉到现实利益被置于第一位。

　　实际上，在国际关系中，不只是中国政府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其他国家也是如此。1986年，德国总理柯尔访华。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柯尔不顾本国舆论和整个西方世界的强烈反对，坚持要前往西藏参观访问，以此表明支持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西方国家指责他丧失原则，为讨好北京而低头。尽管受到这样的指责，但柯尔为德国赢得了很大的现实利益，他觉得很值得。

　　与此类似的是，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英国首相梅杰冒着政治风险访问中国。英国的舆论和公众谴责他抛弃了民主、人权和自由的原则，甘愿拜倒在中央帝国“独裁者”的脚下。当时的指责声浪非常强烈，绝不次于朱镕基现在所听到的不满之声。

　　而在中美交往中，克林顿政府实行的对华积极交往政策也始终被冠上“软弱”之名，美国国内谴责他屈服于北京的声浪更是不在话下。

要放大人民的声音

　　再回到中日关系，尽管日本侵华历史与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权问题不能相提并论，但在具体的外交操作上仍然有其共性。与西方领导人访问中国一样，朱镕基在访日期间低调处理历史问题，显然是出于对国家现实利益的考虑。这一点本来无可厚非，只是非常遗憾的是，北京的外交决策者们只是照顾了日本方面的感受，而没有照顾到本国人民的感受。

　　由于中日历史问题如此敏感，而且涉及到中国的民族自尊，因此，人们对中国政府此次明显迁就日本人的做法感到不满和失望，这都是完全正常的反应。不仅如此，就中日关系的现状来说，这些批评和指责甚至还大有必要。在北京官方无法唤醒日本人良知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就必须利用和依靠人民的声音和力量，对日本施加道义和道德上的压力。虽然外交永远是少数人的事情，但若要使外交政策取得成功，那么，外交决策者们就必须把握人民的脉搏，真正把本国人民的意愿和声音作为对外交往的武器。

　　然而，在评论朱镕基日本之行的时候，人们不应该流于偏面和偏激，不应该把中国策略性的姿态看作是对日本人低头，更不应该无限上纲以致于自贱本民族的特性。

既讲友好也讲斗争

　　中日之间的问题并非人们想像的那么简单。朱镕基对历史问题采取软处理方式，目的不止于现实利益，其中恐怕还有战略利益的考虑。改善中日关系，也许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减轻美国对中国的压力，能够堵塞台独势力想趁机利用的矛盾缝隙，能够使中国在东亚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等等。但是，在目前情况下，改善中日关系的余地到底有多大？

　　在朱镕基结束访日当天，日本所有的传媒几乎不约而同地再次在历史问题上发起咄咄逼人的反攻，大有就此堵住中国人嘴巴的架势。对这样一个拒不认帐的国家，中国确实没有必要寄以太多的幻想。

　　就今后很长一个时期来看，决定中日关系好坏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稳定了，中日关系就不会坏到哪里去。因此，中国对日本作出过多的友好姿态，既无必要，也不会得到相应的回报。就两国实力对比情况看，现在的中国已经不再是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的中国，因此，北京的对日态度不应该继续停留在二十年前的心态上。努力争取友好是必须的，但在必要的时候，强硬的姿态和手段却不可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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