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杰琼：“满洲开拓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2011-08-09）

　　7月下旬，黑龙江省方正县投入几十万人民币刚刚建好的“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墙”日前在群众的抗议声中轰然倒下了。但围绕着这座本不该出现的名录墙的讨论不会就此停止，这其中不乏为方正县抱不平者，如有人撰文指出：“方正县不过是给已有48年历史的日本人公墓立了一块名录墙”，并认为这些日本人并非日军，无论开拓团是什么性质，他们也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

　　“开拓团”究竟是什么？无疑成为了厘清问题和判断是非的关键。笔者手边恰好有两本由日本学者和知识人编撰的书籍，对“开拓团”诞生的背景、过程、角色定位及其性质做出了很好的梳理，一本是出版于1976年的学术论文集《日本帝国主义下的满洲移民》，另一本是出版于1979年的《满洲武装移民》。这里所指的“满洲移民”或者“满洲武装移民”是九一八事变后，在关东军的主导下，由关东军和拓务省共同推进，将日本国内大量没有土地耕种的贫农和农村无业者有计划地逐步移住到“满洲”（日本对中国东北殖民地的称呼）的“国策移住民”。为了更好体现“满洲开拓”的意义，1939年7月，日本官方在制定新的移民国策大纲时，用“开拓民”取代了“移民”这个“语感不够强烈”的旧称，“移民团”也随之改称为“开拓团”。

“武装移民”缘何诞生？

　　自明治末期到九一八事变前，曾有1000名左右的日本农民移住到中国东北地区，但这些移住民多是“经济移民”，与1932年至1945年间的移住民在性质和数量上均有明显差异。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此前日本冀图通过《对华二十一条》获得但未如愿实现的“土地商租权”（即日本人可从中国人手中租赁或购买土地的权益）问题也随之解决，这是此后“满洲移民”得以实施的先决条件和有力保障。

　　“满洲移民”的梦想于大正时期（1912-1925）便在一部分日本人士心中萌生，其中包括分别被喻为“满蒙开拓之父”与“武装移民之父”的加藤完治和东宫铁男。1932年围绕“移民”形式和移住地点，以加藤完治为首的“加藤集团”、拓务省、关东军先后提出了几份大纲和调查报告。对此事掌握主导权的石原莞尔经过同东宫铁男的商议，决意效仿苏联自1930年开始将乌克兰地区的农民强制性地移住到西伯利亚，在务农的同时戍守边境的屯田兵制度，将目光锁定在向靠近苏联国境的“北满”地区实施“武装移民”的构想上。

无恶不作的“屯匪”

　　日本的“满洲移民”分为“试验移民期”（1932-1936）和“正式移民期”（1937-1945，又称为“国策移民期”）两个阶段。在“试验移民期”先后有四批移住民进入黑龙江省。这些移住民以农村在乡军人为主体（前两次“移民团”在乡军人的比率高达95%，第三次“移民团”在乡军人的比率为75%）；除步枪外，还配有机关枪、迫击炮等重型武器。在“试验移民期”，“移民团”的主要任务与其说是农耕，不如说是“治安维持”，即协助关东军和伪军与东北抗日游击队作战。以第一次“移民团”的劳力分配为例，其中警备占50%，农耕仅占20%。可见这些“武装移民”与普通农民的差异。在“试验移民期”，很多“武装移民”无法忍受缺少食物和娱乐的艰苦生活，经常出入中国人的村落，掠夺物资，强奸妇女，被当地百姓痛恨地称为“屯匪”。

　　随着关东军在中国东北殖民地势力的稳固，和农业增产的实际需要，从第三次“移民”开始移住民的资格不再限于在乡军人，进入“国策移民期”移住民的年龄限制也有所放开。1938年正式施行的“分村移民”是将日本国内某个村的村民全部移住到中国东北，这种形式是1940年后“满洲移民”的主要形态。同时为填补移住民的数量缺口，日本于1938年首次派出了三万名“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这些以“农业移民”为中心的“满洲移民”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军人，但都或多或少配有步枪，而且除农业开垦外，还同时肩负军事和政治任务，是日本支配“满洲”的重要人力资源。

强行抢夺农民地契

　　根据日本学者浅田乔二的研究，这些移住民担负的军事和政治任务主要有以下五项：第一，协助确立和维持“满洲国”的治安。40%的移住民被安置在抗日武装部队的游击区、重要河川沿岸和军用铁道沿线。第二，是对苏防御和作战的军事储备力量。50%的移住民作为“人体碉堡”被安置在中苏国境附近，一旦有战事发生，即作为后备兵力对关东军提供协助。此前提及的“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及由其成长发展出来的“义勇军开拓团”，也作为关东军的后备兵力，自1943年起全部被安置在邻近苏联国境的最前线。第三，协助保卫日本在东北殖民地重工业地带的设施和资源。移住民的住地基本上呈卫星式地散布在重工业地带的周边。第四，成为解决日本农村人口过剩和耕地不足问题的减压阀。第五，是关东军在东北殖民地建设“日本秩序”的中核，在“五族和谐”的殖民秩序中扮演指导阶层的角色。

　　虽然在日本官方的“移民大纲”中规定移住民用地采取“未利用土地开发主义”的方针，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纸空文，日本移住民用地的大部分是在暴力侵占当地中国人的耕地和住房的基础上获得的，这种模式以第一次“武装移民”为嚆矢并沿用下来。第一次“武装移民团”对中国人耕地的侵占率为32.6%，这个数字在第二次“武装移民”时上升到71.2%。同时，为保障大量“满洲移民”的用地需求，关东军以极低廉的价格强制收买了中国人所有的土地，当地百姓在枪械与军刀的威胁下，被迫在由关东军单方面拟定的购买协议上签字。一些百姓不愿意交出地契，关东军便用枪托盗毁民家的墙壁，强行找出被藏起来的地契。

拥护帝国的顽固防壁

　　以关东军的武力为后盾，这些原本在日本国内无地可耕、挣扎在贫困边缘的贫农在一块并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上，获得了耕地和住房，并通过雇用失去土地的中国人或将耕地转租给中国人，逐渐成为了富农和地主，他们无疑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受益者。对于“满洲移民”的性质，日本学者浅田乔二曾提出如下的观点，颇有启发性。浅田认为由于不愿意轻易放弃来之不易的土地和权益，这些“满洲移民”“满洲开拓民”将成为支持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支配到最后一刻的顽固势力，也将成为殖民地人民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最大防壁。

　　《满洲武装移民》一书的作者桑岛节郎在后记中提及，在他动笔写作时，原本想将“满洲移民是侵略吗”这个问题留给读者自行判断，但最后成书时还是得出了“满洲移民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尖兵”这一结论。在这本书中还有两处细节值得人们关注：一处是作者曾采访了多位“第一次武装移民团”的成员，在接受采访时每个人都流露出“我们是满洲移民的先驱者”的自豪感；另一处是面对作者的采访请求，一些“满洲开拓团”的原团员或者遗族很明确地表示“如果将满洲移民写成侵略的话，我们就不接受你的采访”。由此即可窥见战后日本的历史认知与亚洲民众的历史认知之间的鸿沟。这条鸿沟能否得到真正的填补，关键自然在于日本社会能否对侵略的事实进行承认和反省，而不是用“进出”、“开拓”之类的字眼模糊真相，或者片面强调自身战争受害的体验；同时也需要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众能够保持敏感，勇于坚持事实，使历史正义得到伸张，使人类文明得到维护。

作者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博士研究生，现在日本龍谷大学

社会学研究院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