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美国布什新政府上任，全面检讨克林顿对中国“交往”政策并质疑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适当性之后，双方气氛便处于令人屏息的沉闷状态。此次发生两国军机相撞事件，正好形成打破闷局的缺口，提供美中双方严肃思考彼此长程战略关系的一次绝佳机会。包括俄国、日本、欧盟、亚细安与台湾，身为利害关系密切的旁观者，无不聚精会神地坐看中美领袖如何对弈，圆满收场。现在既然双方能达成初步致歉、放人协议，可说令人松了一口大气。

　　质言之，在事件初期，公众关心的双方是非口水战、国际法与海洋法辩论等引人入胜的戏码背后，令人屏息以待的实际上是，美国作为后冷战时代唯一超强，用何种心态与机制酝酿一个能确保自己地位不坠的长期战略。在这种战略下，其他大国集团新旧成员的关系如何安排。相对的，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20年，在综合国力总量膨胀，但人均质量落后的巨大反差格局下，面对美国尚未成熟的新战略，又以何种心态自处，如何调整自己的安全与国家利益观，如何看待以美国为主建立的国际体制乃至惯例（包括美机巡弋五大洲三大洋的“习惯”）。

担心会姑息其潜在对手

　　从这一宏观历史的角度出发，美国作为“独霸”，担心克林顿主义会姑息其潜在对手，反而让其他大国（包括盟国）坐享美国提供的“公共财”去搭顺风车，最后重蹈历史上昔日霸权——西班牙、法国、英国衰退的覆辙；这种战略踌躇的气氛中，现实主义倾向浓厚的布什班底，思考一改克林顿主义的高成本、收效缓的“制度性霸权”构筑战略，尝试向以军经实力为后盾的、清晰的现实利害估计调整，本是现有霸权摸索的自然过程。

　　但是，或许由于团队背景以及还在“试误”（trail and error）的因素，今春以来已经与系统其他大国发生多次摩擦，包括造成亚太安全柱石日本牺牲无辜平民的爱媛号事件、核潜舰未经照会擅自入佐世保港事件；驱逐俄罗斯数十名外交人员、扬言废弃反导条约、取消对俄援助贷款；退出重要国际环保的京都协定，遭致德法领袖抨击等等。这样的摸索过程，又碰上了亚太崛起的“战略竞争者”如同前美国驻北京大使李洁明所形容的：在霸权面前的种种“不专业”表现，无法像两极冷战时代苏联应付美机那样熟练明快，则与中国迟早酿成事端也是很可预料的。

　　幸运的是，此次事端虽颇严重，却还不到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斐迪南太子被刺的临界点，适足以作为各方微调战略的教材。

　　美国与中国同时面临这种历史关口，各自内部当然有多种主张与考量，代表着不同的团体利益、国家战略甚至全球思路。美国方面，尽管如同国际关系结构现实主义者华尔兹（K. Waltz）所说，是系统霸权，家大业大，不怕先输一两把。但面对没有明显敌人、盟国要“作自己”（包括日本）的蠢动、中小敌对国与恐怖组织用非常规方式“捣乱”、加上经济可能回落连带损及国富的威胁下，焦虑与争辩之激烈已可自克林顿政府后期看出。克林顿的混合战略（mixed strategy）对中国除了“预防性国防”外，主要企图以更多的自由主义思维，更多的“接触”去治疗“接触”本身的不足。混合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以国际建制的权威-制度霸权减轻美国硬性霸权的交易成本。

　　这样的思路基本上获得新自由派、“中国事务专家”、国务院常任官僚以及跨国大企业的支持。但是相对地，现任新政府则试图引进里根主义的传统，将重大利益明晰化，以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及其直接代表——军工力量为最终后盾，不耐于高成本的制度霸权战略。这种思维有诉求“传统价值”的新老保守派、与国防体系相关的人士与企业的支持。

中国的两种看法

　　中国方面，虽然1995年以后才逐渐认同自己可能成为被体系接纳为“常态大国”的身分，试图在回避部分不利于共党执政的议题外，接受其他有利开放发展的国际规则，从而愿与美国“斗而不破”。尤其97年江克峰会把这种意识推向高潮；这仍是中国目前当权者与外交高层的主要构想。但随着科索沃危机与使馆被炸，领导层之下的两种思路争议越发激烈。或认为融入体制、斗而不破是一厢情愿，像布什这样的对手迟早会出来。所以拉拢“第三世界”抗衡，甚至不时“说不”反而可让霸权知难而退，且有利本身社会主义正当性的巩固。另一种看法则认为，融入体制是无可避免，反而偶发的冲突与美方摸索是稀松平常，长期而言只要坚持开放，进一步深化政治改革，甚至渐进地民主化，终究会使中国与其他大国关系正常。上述两种思路，背后当然各有包括民族主义激进派、文化界、军方、学界、新生“市民社会”阶层人士不同程度的奥援。

　　在这么一个复杂互动的图景中，军机互撞事件便不只是一桩人机安全与面子情绪的表演，甚至不只是两个看似完整巩固的“主权国家”的对峙，而是一场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现有霸权与新兴大国相互探底的开场。人、机问题透过“给－取”交易可以缓解；毕竟双方手上能打的奥运牌、军售牌、世贸－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牌、朝鲜牌、中俄友好条约牌、军控牌还多得很。但是人们应当关切的是，此次“交易”之后，各方内部的主导思路是什么。美国新领导班子会不会加码给中国内部民族主义－现实主义，但必要时又搞手段，维护“真正的利益”。这是事件谢幕之后，台湾方面特别关心的。不过这次危机，中国行将卸任的领袖们能顶住风浪，甚至促成美方“结束摸索”、“登高远望”，向乐观的方向看，也许能促能为中美乃至亚太信心安全建立机制催生，中、美、台战略小三角保持三边正向的稳健关系；甚至为双方内部温和路线的主导地位，奠下良基。则现有霸权与新兴大国的磨合益加平顺，可以期待。

·作者为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博士生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