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有为

　　布什和江泽民会谈所取得的重要成果，超过人们的预期。作者认为，如果布江会谈所奠定的基础今后得以继续保持，只要海峡两岸没有大的动作，后江时代的中美关系即使不能有大的发展，至少也会避免大的动荡。

　　布什总统和江泽民主席在得克萨斯州克劳福德牧场举行的峰会虽然只有90分钟，但是取得了超过人们预期的重要成果。

　　几天前，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举办关于布江峰会与APEC首脑会晤的研讨会。作为与会人士，笔者向主持会议的学会副总裁，克林顿时期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斯坦伯格提问，此次峰会预计可能取得什么结果。他不加思索的回答是：“会有很多微笑，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A lot of smile, but no substantial）。现在看来，布江聚会不只是微笑而已，江泽民在他对美外交的这场压轴戏中也不仅是享受一番风光而已。

　　这次布江峰会显示，中美关系已经恢复正常，进入良性循环。双方通过坦陈各自立场，采取务实态度，寻求共同利益，应对当前问题，筹划后续行动，来推进中美两国在相互关系与国际事务中的合作。与一年半前撞机事件时的剑拔弩张相比，可以说中美关系几经风雨之后，已步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表现出首脑外交和两国关系的成熟性。难怪白宫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女士对这次峰会的评介是：目前状况令人满意，两国元首关系相当良好，江泽民是“一个好伙伴”。

观察美国对华政策的周期

　　如果把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与布什上台之后的对华政策加以对比，人们会发现前者与后者都有一个从紧张到松动，从下降到回升的过程，或者叫做周期。

　　从克林顿政府初期中美人权对抗，到1996年台海危机后对华“交往政策”出笼，由此逐步发展到江克互访，推动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个周期经历了大约三至五年的时间。去年布什登台之后奉行强硬对华政策，特别是发生撞机事件之后，使人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感到忧虑，认为即使布什最终免不了要转弯子，这个周期也不会短于克林顿。但事实发展超过了人们的预想，不到两年时间，动荡的中美关系就回到了正常发展的轨道。

　　之所以出现这样令人意外的变化，有两方面的原因。从布什来说，过去对于中国想像成分多于实际了解的他，一旦从在野转入当政之后，很快就感到不能忽视中国的利益、地位与份量，不能受制于鹰派，用原来设想的一套强硬做法来跟中国打交道。事实上，中美两国之间不但存在分歧矛盾，也具有很多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美国对华政策对此不能有所偏废。试问，如果在反恐，伊拉克问题以及北朝鲜核计划问题上缺少中国的支持合作，布什政府能够畅通无阻地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吗？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的重要地位，它在亚太地区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是美国不能不借重的。

向克林顿的“三不”靠拢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已经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但如这种调整被台湾当局利用来推进台独进程，使两岸关系走向对抗并最终导致中美对抗，那就必然会带来危害美国本身利益的后果。布什之所以要借牧场峰会的机会向江泽民表明“不支持台湾独立”的态度，就有这样的考虑。

　　现在美国的亲台人士说，既然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已经包含在中美三个公报之内，那么布什有此表态也并不具有新的含意。这种解释实在差强人意，因为布什政府已经宣布过废除克林顿的对台“三不”政策，而“不支持台湾独立”是“三不”的核心，其他两“不”，即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参加联合国，都是从那“不支持台湾独立”派生出来的。现在布什既重申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又宣布“不支持台湾独立”，意味着向克林顿的“三不”靠拢，这不但是为了向中国示好，也是向台湾当局施压，令其去掉美国会支持他们独立的幻想，北京对此感到高兴 是不用置疑的。

　　另外从中国方面来看，近年来对美政策的调整也很明显。经过1999年的使馆轰炸事件与去年的撞机事件，北京已经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对于美国的霸权主义或单边主义，你可以反对它，但是不能改变它。不能改变它，还是得跟它交往与合作。中国曾经在科索沃战争中尝试过与美对抗，但是没有用。即使中国的国力已经大大增强，还远不足以达到跟美国对抗，进行有效牵制的地步。

　　从前毛泽东跟美国人说，我们只会放空炮，但现在放空炮也不大行，因为它会造成激发民众强烈反美情绪的后果，从而牵制领导的决策能力，到头来还得设法把群情激昂的民族主义情绪拉回来。因此，人们现在看到中国对美外交中的缓和姿态，低调反应和耐心程度不是没有原因的。去年撞机事件中牺牲的中国飞行员虽然保卫祖国领空壮志凌云，但未能避免事故发生却并不符合中国当局需要与美和解的决策，因为钱其琛才刚完成访美之行，希望与布什政府达成谅解，摆平中美关系。

　　按照钱向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发表的谈话，对美外交应该“斗智斗勇不斗气，不图一时之痛快，不争一日之长短”。钱其琛还引用宋代文人苏轼在“留侯论”一文中的话说，“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为远也”。中国之志何在？就是需要和平的外部环境，加速发展经济振兴国力，尽快地实现成为世界强国的远大目标。只有从这样宏观的角度来观察中国对美外交调整，才能理解这次布江峰会取得进展的原因。

回顾江泽民对美外交

　　经过这次布江峰会，江泽民的对美外交已经划下了句点。如果布什不在明年三月之前访问中国，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和明年全国人大辞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之后，将不再能以元首身份来接待布什访问。在这个时刻对江泽民13年来的对美外交作一番回顾分析，似乎不是没有意义的。

　　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被邓小平钦定为总书记的初期，江泽民的权力是架空的，对美外交实权完全掌握在李鹏手里。但就在那个时候，像基辛格那样的美国人士，还是感觉到江泽民对美国和中美关系的看法有别于李鹏。李鹏强调的是以反对和平演变阴谋为中心，把美国当作当前的敌人，而江则比较看重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强调要以长远观点来看待中美关系。等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获得邓小平的重新授权，担任国家主席之后，江就名正言顺的从李鹏手里接管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职权，开始掌控对美外交。尽管中国寄望于老布什连任未能实现，克林顿入主白宫之初中美关系因纠缠人权问题而紧绷，但北京还是耐心等待克林顿回心转意，重修旧好，终于盼来了1994年克林顿决定把人权与最惠国待遇脱钩，为中美关系发展扫除了一个障碍。后来，尽管1995年李登辉访美和1996年中国导弹演习引起中美关系的极度震荡，但北京的强烈反弹，却促使克林顿政府重新评估中美关系，并最后采取了“交往政策”。

　　1997年与1998年的江克互访，使中美关系转入了正常发展的高峰：两国首脑发表联合声明，相互之间建立热线，决定核武器不再瞄准对方，欢呼要为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而共同努力，两国关系从过去冷战时期单纯对抗苏联威胁的战略合作，转向政治外交经济文教科技环保等全方位的合作，克林顿赞扬江泽民“学识渊博”，江泽民则欢呼中美关系“进入了新纪元”。

　　虽然中美关系进展引起美国右翼保守势力的反弹，美国大选结果使小布什登基，中美关系昙花一现的春色，又被凛冽的寒风所席卷，但这并没有动摇北京与美修好的决心。甚至发生 撞机事件，江也在事后很快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态度，要求俄国总统普京转告布什把撞机事件忘掉，欢迎他到北京访问。

总是试图力挽狂澜于既倒

　　13年来，从人权、贸易、武器到军售，从李登辉的“两国论”到陈水扁的“一边一国” ，从使馆轰炸到EP-3事件，从老布什，到克林顿，再到小布什，中美关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时几乎到了破裂的边缘。但是出于避免走向对抗的共同利益考虑，中美双方领导人总是试图力挽狂澜于既倒，使中美关系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从江泽民这方面来看，应该说他是比较清醒地认识到中美关系对于中国发展的极大重要性，因而一贯坚持执行邓小平1991年提出的“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避免对抗”对美政策十六字方针。

　　当然，灵活会被认为软弱，妥协也可以说等于屈膝。对于江泽民的对美外交，中国国内和海外都有不同的议论。在中美力量对比明显悬殊的情况下，在布什政府蓄意推行单边主义的情况下，究竟是避其锋芒以求中美关系正常发展，还是“敢字当头”，强硬对抗，何者会更有助于中美关系与中国发展，这只有根据事实来加以判断。

　　江泽民的对美外交虽已划下句号，但是中美关系这篇大文章还要继续做下去。由于两国之间利益和矛盾交叉，中美关系包含着不稳定的因素，今后的风波摩擦是难以避免的。胡锦涛不久将从江的手里接过对美外交的接力棒，在很大程度上继续奉行江和邓的政策。在胡锦涛今春访美之后，布什政府已经与他有过接触，并相信他是一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中国未来领导人。赖斯女士在布江会晤之后声称，“当（中国）新的领导人出现时，我们会准备好和他们合作”。人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布江会谈所奠定的基础今后得以继续保持，只要海峡两岸没有大的动作，后江时代的中美关系即使不能有大的发展，至少也会避免大的动荡。

·作者是华府中国论坛社社长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