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出意外，中国政府又能抓住机会，中美关系可能在2002年获得1989年以来最大的改善。原因如下：第一，今年中国领导层更替，美国从实际利益考虑，愿意向新一代领导人示好，希望走向未定的新政府能执行对美国有利的政策；第二，从炸大使馆到撞机事件，中国对美国一直采取忍让的弹性外交，“中国威胁论”虽然一再被媒体炒作，但面对中国政府理性、低调的的外交路线，这一论调难服人心，特别是在九一一之后，“中国威胁论”已开始丧失动员力；第三，中国经济近年持续增长，在危机四伏的世界经济中算是个“优等生”，你不可能给中国政府打太低的分，因此，经过几年对中国的“妖魔化”，媒体在这方面也会患上疲劳症。其实，新的一年没过几天，媒体就有变化。

　　1月3日的《华尔街日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介绍胡锦涛及中国第四代领导人的长文。这篇文章除了稍稍提及胡锦涛镇压西藏骚乱的事情外，通篇是非常赞许的口气，对华文媒体津津乐道的胡锦涛与曾庆红的权力之争完全绕开不提，反而报道了一些为华文媒体很少触及的新领导人的政绩。结论是：这一代领导人将可能给中国带来新的变化。这一变化即使不是民主，至少也是一个更有透明度、更对公众负责、更为职业化的政府。

　　最近，美国著名记者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在布什访华前在《纽约时报》连续发表三篇文章，其中就中美关系发表了许多傲慢、无知的议论。但在第三篇文章中，他明确指出：江泽民是“亲美”的，我们应给他机会；中国也变得更开放、更宽容、更重要；布什这次访华，应该不失时机地显示出他改善美中关系的诚意。

称赞中国的姿态

　　《华尔街日报》在钱其琛的对台政策的讲话之后，发表社论赞扬中国的姿态，《华盛顿邮报》又突然曝出中国永远不愿与美国为敌的新闻，似乎中美的蜜月又要开始了。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华尔街日报》介绍的在胡锦涛的领导和影响下中央党校的变化。过去一直以灌输马列主义教条的党校，如今越来越像美国那些能够给管理阶层开设硕士课程的研究院，所用的教材，包括美国校园里通用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甚至哈佛教授萨克斯关于解构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休克疗法”的理论。党校的比较政治的课程，开始讨论权力制衡等西方民主的理论。教学方法也越来越注重哈佛的商业管理硕士课程中所采用的案例研究。更重要的是，一些外国教授开始进入党校。党校与哈佛大学和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合作设置了有关冷战与世贸的联合课程。英国议会的议员被请来讲授工党如何成为政治的主流，法兰西电力(Electricite de France)的总裁应邀介绍法国的国营能源动力企业如何与私有企业竞争。曾在党校讲过课的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指出：在那里有着许多公开的讨论和辩论。另一位党校教授也认为：这个共产党的干部学校，越来越像一个培养职业公职人员的学院。

　　美国有着相对自由、多元的媒体。报纸不代表政府。但是，民间一直有这样一种说法：《纽约时报》是那些自认为应该统治美国的人看的报纸，《华尔街日报》是实际统治美国的人看的报纸。事实上，《华尔街日报》在重大问题上，从来是和布什政府“保持一致”，颇有些“党报”的味道。在近年来美国媒体众口一辞地“妖魔化”中国的背景下，这家保守派大报对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高度肯定，对中美关系不能不说是个好兆头。

　　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统中，未接班的人被西方媒体曝光是很危险的。人们还记得在80年代，香港媒体热衷于提前曝光重要的政府任命，结果常常一经曝光，既定的任命就告吹。当权者似乎有特别要维护权力的不可测性。随着新一代领导人的接班，这一传统应该终结了。权力的交接变得越可以预测、越透明，政治体制才越健康、越稳定。因此，中国的领导人应该学会在一种公开的政治程序中，重新与媒体建立关系。

陷入两个误区

　　在对付美国媒体方面，中国领导人一直陷入两个误区，不能自拔。第一：总是把中美外交看成是政府间的交易，认为美国的媒体总是跟着美国政府，忽视了媒体在塑造公共政策上的能力。不错，美国的媒体在外交上确实和政府非常“保持一致”，但这种一致性，不能用在没有新闻自由的条件下“政府下令媒体服从”中国式逻辑来解释。美国是个民主社会，政府是民选的。每个总统在上台前，他所要推行的政策都经过媒体上充分的公开辩论，一般和民意最“一致”的总统最后上台。也就是说，是“一致”创造了权力，而不是权力创造了“一致”。因此，媒体对塑造舆论和民意的走向至关重要。媒体对中国的态度，从长期来看比政府间的几笔具体交易更重要。

　　第二，由于自己不相信新闻自由，中国政府总觉得美国媒体无例外地“别有用心”，从来不会公正，于是放弃了这一战场。而一些自由派人士则天真地认为自由必然带来公正。其实，美国媒体自由却不公正。但自由的好处是你可以通过努力使媒体变得公正些。在笔者看来，美国媒体的游戏规则可以用“法庭文化”来概括。在美国的法庭上，原告的律师只从原告的利益说话，被告的律师只从被告的利益说话，大家不会试图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只是把自己的理由讲得越充分越好。经过这种辩论和对抗，法官和陪审团对双方的角度和立场都有了解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在某种意义上，媒体也是如此，大家各为自己代表的利益说话，并不“客观”。

　　只是美国有许多利益集团，谁都有自己的代言人。这些代言人们在媒体上各显神通，互相攻击，于是公众会对来自不同角度的看法有所了解，因而能得出比较平衡的判断。

　　美国媒体对国内的报道一般比较公正，也正是由于它能表达不同声音的缘故。但如果中国在美国媒体中没什么代言人为自己讲话，对中国的报道就成了缺席审判了。

　　这也是美国媒体的国际报道常常不公的原因所在。许多国家不像美国国内的利益集团那样深通此道。所以，别总怪人家不公，自己先请“律师”！

　　新政府上台后，应聘请一些美国政界要人充当自己的顾问。这样一来向美国作出友好姿态，表示中国顾及美国利益，愿意接受美国的建议；二来这些人能够告诉中国领导人在美国媒体上如何用美国人容易接受的语言表达中国的利益和立场。如果今年无撞机之类的事故，新领导层又能采用灵活战略主动出击，影响美国舆论，中美关系应可能有较大好转。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