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水长流地管理好中美关系

(2011-01-27)

　　● 张云

　　中美两国官方对胡锦涛主席的国事访问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但美国国内的主流媒体反应并不十分积极。《纽约时报》在20日的评论中指出，此次访问中美关系没有明显进展（significant progress），更没有突破（breakthrough）。《金融时报》美国版批评此次访问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本文就如何看待此次中国国家元首访美和今后中美关系的发展作粗浅分析。

中美外交的旧模式已结束

　　中美关系从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打开中美关系交往大门以来，领导人访问往往带来重大的外交突破，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模式，更严重的是成为了一种思维定势（不仅美国人有，中国人同样有）。

　　1972年，尼克松访华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1979年邓小平访美则被誉为中美关系春天的到来，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确立战略伙伴关系，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华在台湾问题上作出“三不”承诺。似乎中美最高领导人正式访问必须要获得惊人成果，最好是改变世界的效应才算成功，如果以这样的标准去判断此次胡锦涛访问，当然会得出不理想的结论。但是今天的中美关系已远远不是30年前，甚至10年前的中美关系，旧模式已经不适用现今的中美关系，更不会适用于以后。

　　旧模式存在的基础主要有三点，第一是中国对于中美关系相对单一的利益诉求；第二是中国领导人绝对权威和政策决定力；第三是中美关系国际影响仅限于有限的周边地区。而这三点在过去10年时间内都发生了质的变化。

　　首先，中国对于中美关系的利益诉求已经极大地多元化。中美建交到20世纪末，中国对于中美关系的诉求主要体现在政治安全上，冷战时期联美抗苏的需要，使得中美关系得以解冻和发展，90年代中国最大诉求体现在台湾问题上防止美国插手。而从90年代末，特别是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美关系的发展进入了宽领域，多层次，深交往时期，政府各个部门，军方，企业，民众在对美关系上日益出现不同甚至冲突的利益诉求，这使得用原来那种以单一政治利益为标准作为政策决定依据的做法受到了极大挑战。协调中国国内各利益攸关方（stake holder）对美态度最后形成对美政策可能比对美交涉还要困难。正如原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斯考特洛夫（Brent Scowcroft）指出的那样“现在中国体制中存在很多的无序情况（chaos），比20年前与中国打交道要多得多。”中国对美政策首先是中国国内政治博弈的过程。

　　第二，中国已经从“领袖型领导人”时期进入“利益协调型领导人”阶段。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中国能够突然宣布与敌国“美国”开始交往而不引起国内振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当时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当时中国对外事务可以说基本上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的事情，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征。领袖型领导人时期中美关系比较容易实现突破性进展。现在，那种全景式的领袖已经不会也不可能在中国出现了。

　　面对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今日中国的领导人在决策时必须权衡各方利益，照顾各方关切才能不致于偏颇，还要听取各方面专家、智库、部门、民众、网络的意见才能够获得全面信息，对美外交也一样，利益协调是现今和以后中国领导人的主要工作，做到平衡稳定是首要的，一味求新求变并非目的。与此同时，中美两国领导层在今后1－2年内都面临过渡的问题，这可能也是双方求稳的原因之一。

　　第三，中美关系的影响已经超出双边关系范畴。这方面的论述可以说许多人早已耳熟能详，但是在过去十年它才有了真正完整的意义。

　　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国际意义主要在于反对苏联，而90年代中美关系的国际意义主要在于地区安全和中国入世，而2000年以后特别是金融危机后，中美关系的国际意义才充分显示出重要并为世界各个地区所直接感受到。人民币汇率不仅关系到美国利益，也同样与巴西，日本等其它国家密切相关，朝鲜问题上中美协调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伊朗问题缺少中美合作也无法进行。这种全方位的国际影响决定了今天中美关系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面，那种激进式的变化不仅对中美关系不一定有利，更可能会让世界其它国家无所适从。

以善意开启管理中美关系的大门

　　按照传统标准，此次胡主席国事访问的确没有外交突破，更没有改变世界；朝鲜问题、伊朗问题、人权问题、汇率问题都没有达到有些人期待的戏剧性效果。但是此次访问中双方都积极地释放了善意，努力协调国内各方诉求并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和平衡点弥足珍贵，从这个意义上讲此次访问是进入新格局的中美关系时代重要而成功的开场。

　　首先，中国方面关切美国方面的各种利益诉求，体现了较大限度的合作姿态。在经济方面，目前奥巴马政府面对的最大困难就是解决失业和恢复经济，为此提出了今后5年出口翻倍增加就业的计划，此次中国对美承诺可以说是配合该政策量身定制。双方签署的订单总额达到450亿美元，主要是中国从美国制造业增加进口，白宫特别指出这些订单将会在12个州创造出23万5000个就业机会。特别瞩目的是在今后三年中国将向波音公司购买200架飞机，价值190亿美元，波音总裁还特别强调，这些出口中国的飞机最后装配都会在美国完成。

　　在汇率问题上，虽然中方没有松口，但是承诺放弃在政府采购中对本地企业优先的政策。

　　在人权方面，胡锦涛明确无误地指出中国“承认和尊重人权的普遍性”，这是对美国国内主张在对中国人权外交中强硬力量的回应也是为奥巴马政府减轻国内压力所作出的努力，但同时指出“人权普遍性与各国国情相结合”的重要性，这也考虑到中国国内的接受程度。

　　在朝鲜核问题上，虽然没有达成立即恢复六方会谈等重大共识，但是中国第一次与美国一起对近期朝鲜宣称进行铀浓缩计划表示了关切，间接地指出这一动作有悖于2005年六方会谈声明承诺的精神。

　　在美国方面奥巴马总统的相应努力也有明显的迹象可以作为佐证。在人权方面，奥巴马总统在上任之初就一直被指责轻视人权外交，随着经济恢复缓慢这种压力显得更加明显，要平衡国内政治，奥巴马就必须作出姿态。

　　在同胡锦涛共同会见记者时奥巴马提到了所有的尖锐问题，包括人权和西藏，语气是温和而有针对性地（《纽约时报》语），但是奥巴马强调这些应当在“在中国宪法范围内”得到改善，体现了中方要求的“相互尊重”的要求。

　　另一方面，美方通过其他的方式隐形地传递信息。在胡锦涛到达美国前些天，奥巴马总统邀请了一些人权运动人士到白宫做客。周三晚上的国宴名单中可以看到一些特殊的人物，例如第一位获选担任美国众议院议员的华人吴振伟（David Wu），他一直积极主张中国人权并在去年底飞赴挪威首都奥斯陆参加诺贝尔和平奖仪式，还有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的执行主任肯尼思·罗斯（Kenneth Roth）、《纽约时报》曾因为报道天安门事件而获得普利策奖的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也在被邀请之列。虽然在这场主要由政经界头面人物出席的多达225人的国宴上，这些人可能不起眼，但是已经足够传递外交信息和满足国内需要。同时美国的做法也是为中方所可以接受的。

　　经济方面，奥巴马在会见中美工商界领导的讲话中指出要打破中国只是拿走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和依靠低工资获利的思维定式，并以中国作出的有关政府采购等方面的承诺作为论据，并认为汇率问题仅是中美经济关系中的一个方面。

　　以上的善意互动体现出中美最高领导层认识到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双方更需要做的是如何“管理”日益重要的这对关系，而更好的管理需要在整体“和谐”的框架下才能实现。

细水长流地管理中美关系

　　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在结束访华后一次演讲中指出，“指望中美关系发生戏剧性突破是愚蠢的，只能是一英寸一英寸地推进，这样才不至于恶化。”这个判断是客观的。应当看到目前双方关系中基本矛盾尚缺少有效的管理机制，特别是在两军关系上。冷战期间，美苏两国之间有专门的电话热线以应对紧急情况，双方军方交往也比较频繁，而中美军方之间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应急和定期交流机制，一旦发生不测情况，很可能由于缺乏准确信息和有效沟通，而导致单方面的猜想引发“误判”，这就极有可能造成事态的升级甚至对抗，2007年以来中美军事关系就已经中断过两次。

　　在某种程度上，胡锦涛的访问只是双方在合理，有效地管理中美关系征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而已。更为重要的是中美领导人之间要培养一种定期磋商，密切沟通的习惯（仅有机制还不够），而这种习惯的形成需要的是互信，特别是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互信（奥巴马的私人晚宴也有此意）。这种信赖关系和习惯还必须有意识地，有计划地传递给下一届领导人，以保证中美关系大局“和谐”，这不仅对中美在具体领域合作协调上有利，也为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提供“信心保险”，而这一切都取决于双方是否能够对中美关系进行不引人注目的细水长流式的管理上，中美要有耐心，世界也要有耐心。

　　中美之间最要避免的情况就是当年苏美的冷战对峙状况，正如美国原国务卿基辛格在最近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将世界日益需要解决全球问题的时候，中美冷战将会导致其它国家被迫选择站边，进而引发地区分裂。”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现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