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水扁上台执政半年以来，台湾政局一直未取得真正的稳定，反而乱象频生，先有“扁唐体制”的崩解，后有总统罢免案的酝酿，后者至今仍箭在弦上，未见结束。有论者认为，乱象之根源，在于民进党居立法院少数，因此只要政党重组，由民进党主导下形成在立法院的稳定多数，就能一举消除当前的种种政治乱象，还台湾政治的清明。

　　事实上，在民进党赢得政权之后，这种观点便一直扰攘不绝，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就曾大力推动过以民进党为主体的执政联盟，但最后敌不过陈水扁的“全民政府”构思而功败垂成。其后“全民政府”随“扁唐体制”崩解而步入历史，政党重组的主张又活跃起来，最近甚嚣尘上的是一些民进党领袖公开呼吁民进党与国民党亲李登辉的“本土”立委成立“本土联盟”或“本土政党”，以破除当前民进党面对的“朝小野大”的政治困局。由于部分亲李登辉的国民党人也相互呼应，益增加了人们对于政党重组的联想。

　　然而，若深入剖析，就当前台湾的政治生态而言，以本土对非本土的政党重组，明显策略意义远大于现实的可行性。它或许有助挑动国民党内部的进一步分化，甚至增加在野联盟的矛盾，但成功的可能性甚低，原因包括：

　　一、民进党正处于执政的最恶劣时刻，民意支持度极低，而明年底立法院便会改选，在选票考虑下，国民党“本土”立委必然会三思加入民进党主导的“本土联盟”对其选情的负面冲击。

　　二、民进党内部政治资源的竞争本就相当激烈，倒戈后的国民党“本土”立委并不容易在民进党内取得政治出路。

　　三、国民党虽然已经下台在野，但组织能力仍然相当强大，财政资源也相对丰沛，“本土”立委不易舍弃。

　　四、国、民两党在统独意识形态上毕竟有一定的区隔，任何国民党“本土”立委必然会慎思倒戈所可能造成的原来支持者流失但新支持者犹疑不前的悲惨处境。

　　其实，纵使从乐观的角度看，假设以本土相对于非本土的政党重组能够达成，也未必能为台湾政局带来稳定，反可能造成更激烈的对抗。原因是以本土对非本土的政治号召，包含了太明显也太强烈的族群动员意味，而族群动员的本质主要以排他的族群区隔为基础，一经挑动，台湾社会只会更趋情绪化和非理性化。到时即使“本土联盟”能控制国会的多数议席，以族群对立为基础的朝野对抗，必将愈演愈烈，这如何能为台湾的政治带来稳定？

　　如果政党重组不是台湾政治困局的出路，什么才是？坦白地说，追本溯源，台湾今天的政治乱象，与其归因于“朝小野大”的必然性，毋宁是出自“小朝”不让“大野”的偶然性。众所周知，台湾经多轮修宪后的宪政设计，很类似法国的双首长制，就是当总统和国会均由同一政党控制时，权力的运作倾向总统制，但当总统和国会分别由不同政党控制时，权力的运作应向双首长制转轨，即总统提名国会多数领袖出任政府首长，形成一般所谓的“左右共治”。如果陈水扁上台执政之初，能够认清民进党政治实力，并尊重台湾的宪政体制，与居立法院多数的国民党分享国家权力，落实双首长制，建立宪政惯例，焉有其后连串的政治乱象的发生？如今困局既成，民进党所思者竟不是回归宪政体制，而是坚持以“小朝”主导“大野”，企图以权谋分化国民党、挑动族群对立，这又岂是脱困之道、台湾社会之福？

　　民主政治的真髓就是宪治主义。美国总统选举戈尔虽不服联邦法院的裁决但仍接受有关裁决，承认落败，结束持续一个多月的总统选举政治与司法争拗，让美国政治恢复常轨，其所服膺者，正是宪治主义。若以此标准衡量陈水扁和民进党，其所欠缺的，也正是服从宪政体制的宪治主义精神。而没有宪治主义精神的民主政治，又怎能不轻法而重力，最终乱象频生？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