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在考验中国

王龙(2008-07-23)

　　北京人杨佳在上海闸北公安分局制造的“血案”尚未平息，云南 普洱市又发生一起警民暴力冲突血案。据《云南日报》7月20日报道 ，孟连县公信乡、勐马镇部分胶农因利益纠纷与当地橡胶企业发生冲 突，当地公安民警依法传唤在冲突中涉嫌违法犯罪的人员时，遭到当 地部分村民暴力围攻，致使多名民警受伤、多辆警车被砸。公安民警 被迫使用防暴枪自卫，导致多名村民受伤，其中2人因抢救无效死亡。

　　这是继“瓮安事件”、“府谷事件”、“惠州事件”之后的又一 起群体性冲突事件，尽管目前当地的事态已稳定，人们也有理由相信 会得到妥善处置，但在短短一个月内群体性事件如此密集发生，还是 令人有些惶惑不安。连续一个月来，大众传媒对此评述应有尽有，反 思、总结、建言的文章在网上随处可见，不知为什么，就是在这样的 一连串的痛定思痛中，类似事件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群体性”爆 发的征兆。

　　关于这些事件的“类似”之处和起因不用细说，在每次“稳定群 众的情绪，听取群众的诉求”的“重要指示”背后，都可以感受到隐 藏着多么突出的社会矛盾。正像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所言：侵犯群众 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 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群众意见很 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

　　应该说，这句话比较公正，放在其中任何一个事件中都恰如其分 ，不过，倘若把这些事件放在一起看，就有以偏盖全之虞了。 成为全国普遍社会现象

　　从贵州、陕西、云南到广东、上海，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不分地域 不受经济条件所限，具有极强的普遍性。如果把问题归结到“一些人 ”身上，这样的“工作方法”同样是“简单”。

　　一方面，要从理论上承认群体性事件是利益纷争，就必须认可那 些群众都是有血有肉的公民，他们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其诉求 不过是为了生存。就算有人借机煽动，民众的情绪有如此低的燃点， 是不是说明当地的社会矛盾已经严重到了极限？另一方面，一个月之 内5个省市连续发生类似事件，如果石宗源先生说的令人信服，那么 “群众意见很大”就不再是个别地域性的问题，而逐渐成为一种普遍 存在的社会现象。

　　有一种普遍认同的说法，认为现在的中国社会是转型时期，在经 济建设中每个方面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产生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还 有一种论调认为，对刁民要硬气。在这些人眼里，群体事件的背后都 有黑势力策划和操纵，不锄之不足以显示国家机器的强大，宁可像有 些美国人那样把所有不同政见者当恐怖分子，也毫不手软。当然，秉 持第二种态度的人毕竟是极少数，而正是这些极少数人，在持第一种 态度者的默许或配合下，横征暴敛，鱼肉乡里，老百姓稍有不从，就 “随便动用警力”，甚至干脆把人逼上绝路。 弱势群体利益缺乏表达途径

　　从理论角度说，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今天，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 途径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以“杨佳事件”为例，《北京晚报》近 期在论及“一辆自行车引发的血案”时说：作为一个公民的杨佳，直 到行凶报复杀人袭警之前，还是先“礼”后凶的，正常行使了一个公 民所拥有的表达权利。促使他走上绝路的原因是，从去年10月5日受 到上海警方调查，历经多半年的时间，虽经过两次调解，杨佳的申辩 却没有使结果有丝毫良性变化，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迫使”他 作出了最坏的选择。

　　杨佳固然不能代表群体事件中的所有民众，而他们却有一个共同 点，都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究竟是什么原因“迫使”他 们产生了“鱼死网破”心理不得而知，但这种“时日曷丧，予及汝皆 亡”的绝望情绪太可怕了，它的蔓延直接威胁着社会的稳定和安全。 站在这个基点上分析，几起群体性事件虽然规模很小，暴露出的实质 却是重大社会问题。 将民生问题提高到国家利益层次

　　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忽略了 应有的服务职能。比如在公共事业范围内，修路要过路费，建校要集 资费，拆迁要劳务费，对治下百姓敲膏吸髓，刮地三尺，所作所为甚 至比黑帮有过之而无不及。一边是豪华办公楼拔地而起，高档桥车云 集，另一边是贫困潦倒，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现象丛生，以致有人 为眼前区区小利铤而走险。从近期几起群体性事件看，一些矛盾原本 可以得到很好解决，只是因为有人对“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熟视无 睹，或者从开始就站在了民众的对立面，才激起了民愤。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说过：“如果导致两极分化 ，改革就算失败了。”（《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 年）他还发出警告：“……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 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吸取历史经验，防 止错误倾向》1987 年）看来，这个论断的确高屋建瓴，因为时下越 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正在考验着中国。好在各级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这 些问题的严重性，制订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条例和预案，竭尽全力把矛 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但是，仅仅有文字上的条例和预案尚且不够，什 么时候能把民生问题提升到国家利益层次，才能真正杜绝类似事件发 生。

　　·作者为中国大陆资深评论人士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