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山西及河南的黑砖窑及童工新闻，让人仿佛回到了狄更斯的时代。

　　中国地大人多，各类荒诞不经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在大陆采访了一段时间的记者，大概都不会轻易地对神州的新闻大惊小怪；但是黑砖窑及童工事件严重地挑战了人们的想象极限，恐怕没有什么人能对这么耸人听闻的事件无动于衷。

　　如果处理不当，事件对于中国国家、政府及公民的国际形象之伤害，在2008年北京奥运即将举行的形势下，可能不逊于2003年中国官方对世界隐瞒沙斯隐情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在现有的有限言论空间下，中国媒体对于事件的反省不可谓不深刻，大多数的批评几乎都集中在检讨公权力无法无天的弊端，小心的还试图把北京与地方政府的责任做切割，尖锐的则表达了对于整体结构性犯罪的愤慨。

　　有网上评论就质问：“是谁纵容了这样的罪恶？又是谁卖力地铺就了这条‘黑工之路’、保护了这条滴血的利益链？！”

　　与花费上百亿、整治16年无效的太湖蓝藻污染爆发后，当局推出五个基层干部做代罪羔羊一般，黑砖窑事件的后续发展，再度暴露了官员作奸犯科或渎职无能代价之轻的荒谬，进一步凸显制度性的缺失，将让任何完善政策与构建良政善治的企图陷入虚空。

　　虽然至今被解救的山西和河南黑砖窑奴隶工已经有568人，但是社会在这个良知救赎过程中仍然看到贪婪的罪孽。黑砖窑的未成年民工在被解救后，却遭到河南省永济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监察队员倒卖给自己亲戚经营的窑场。

　　更骇人听闻的地方在于当局的“处分”。报道说，对于这个赤裸裸贩卖人口的公务员，代价不过是对其给予“开除留用”、降两级工资等“处罚”而已，丝毫没有刑事追究。

　　黑砖窑事件暴露的是中国现有权力结构本质的硬伤。据《齐鲁晚报》报道，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李富林在15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黑砖窑非法利用奴隶工的问题，“应该是上个世纪90年代即已存在”，显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悬而未答的明显问题是：为何能让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

　　李富林也说，公安部门一直采取措施打击整顿，但是也存在死角，也有沉渣泛起“反弹”现象。然而山西省公安厅16日却通报说，全省两天内就检查了小砖窑、小煤矿等3702处，解救被拐骗农民工351人（其中14岁以下童工16人，14至18岁未成年人6人），刑事拘留25人，行政拘留23人，其他治安处罚34人。平时不闻不问的死角也未免太多了。

　　学界对于中共统治正当性有多样性讨论，有从意识形态切入，有从发展经济切入，中共自身也有意识地谋求改进，从解决民生难题来增强正当性。黑砖窑事件不直接涉及言论或结社的自由，而是最基本的、公民平常的人身自由与安全，是任何形式的政府不言而喻的政治责任，因而更为中共重视。至今从胡锦涛以下的政治局常委几乎都有批示，只是没有报道内容而已。

　　就如2003年当局快刀斩乱麻处理沙斯疫情一般，最糟糕的时代也可以是最美好的时代。各种迹象说明当局不断检讨推进良政善治之道，黑砖窑事件所暴露的制度性本质，已经到了不面对则难以为继的关头。

《联合早报》
（编辑：苏亚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