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几宗震惊中国境内外的大新闻里，一些地方与基层政府成了众矢之的。厦门PX化工厂兴建问题引发群众大游行、太湖蓝藻成灾、山西黑砖窑内幕……连串负面新闻中，相关的地方与乡镇基层政府——中国政治体系的下端和末梢——呈现一种缺乏环保意识、罔顾中央政策与百姓福祉、玩忽职守的负面形象。

　　如果说，纵容儿子在自家后院非法禁锢奴工，是落后地区基层官员的行为，是统治阶层最末梢的败坏；那无锡市委书记对于太湖污染导因的振振有辞，他所代表的观念，外界就不知该如何形容了。

　　一周前，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在向中外记者介绍太湖污染事件近况时说，无锡走的是传统工业化的道路，必然会在初期碰到一些早期工业化国家所遇到的问题，包括涉及资源、环境和人口素质等难题。

　　他并拿出英国的例子称，英国作为早期的工业化国家，其首都伦敦曾是“雾都”，泰晤士河是“臭水河”。所以说，生态遭破坏的问题是“特定发展阶段的问题”。随着工业化步入中期，经济增长和环境影响都放缓，而随着工业化步入后期，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都会相对下降。

　　中国环保形势的严峻，国内外媒体皆已多次报道。一些国际观察家甚至认为，环保问题才是中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中国许多城市缺清洁的空气、水源，水土环境被破坏以后，一些地方连粮食生产安全也出现隐忧。

　　环保问题也正成为外国抨击中国、质疑其“和平崛起”的理由。例如有研究人员称，中国保护环境不力危及他国，有源于中国的酸雨已抵达美国西岸。

　　面对内外压力，中央政府虽然也表示，环保属于“发展中的问题”，但至少明确强调中国“绝不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

　　言犹在耳，地方城市一把手的对外发言，却似在暗示中国要等到工业化步入后期，污染才能下降。

　　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北京理工大学经济教授胡星斗不久前受访时，形容地方官员的讲话是“和中央唱反调”。

　　然而在批评官员心态之余，胡星斗也分析说，中国环保做不下去的更深层原因在于中国缺乏完整的财政转移制度。各级地方政府的开支，中央负担了一定比例以后，余下就由地方各谋生路，其中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上项目，不论其环保与否。

　　要解决环保问题的根源，中央唯有下决心建立和完善中央财税体制，该发展农业的地方让它发展农业，通过中央财政补贴使它不必吃亏；适宜发展工业的地方多征一点税。不过从改革开发以来，中国的做法却是：适宜发展工业的地方给予优惠政策以推动它加速发展，而落后地区与发达城市的距离越拉越大。

　　不发展则被无情地抛在更远的后头——这个背景下，一个地方官员认为不惜以污染换取发展，或许说出了更多地方官的集体心理。恐怕在某些落后地区，连民众也是如此想的。这个观念虽然错误，但其形成和当年的政策与制度息息相关，要框正它，更需要进行制度的修正与坚决调整。

《联合早报》
（编辑：黄秀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