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参观访问的新加坡建筑师朋友，很欣赏北京为现代建筑所提供的宽广空间。

　　“地理的空间，也包括人文思想的空间。”CH说着，语带羡慕。

　　CH和一群亚洲同行上周组团来北京参观，看过俗称“鸟巢”的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中央电视台新大楼等地标式建筑，又和清华大学建筑系交流，中国建筑观念的飞跃演进让他深受触动。

　　空间 — 我有点不解。将东西方、古代、现代、后现代的文化印记都涂抹在身上，可以解释为提供空间？我通过国内舆论界，捕捉到更多的是负面批评声。

　　舆论界愤愤不平地说，中华民族的古都成了外国建筑师实现梦想的游戏场、实验田。世界建筑大师们在外国可能根本无法获准通过的标新立异设计，却在中国大行其道。尤其几大标志性建筑都由外国人设计，北京正变得不中不西。

　　至于一些“洋设计”的质量，国内建筑界也有批评说：不计工本，不讲究结构，不考虑中国传统文化，良莠不齐。

　　民间社会对“洋设计”的评级，从这些建筑的俗名即可反映出来。国家大剧院被戏谑做“水煮蛋”，奇形怪状的中央电视台大楼则是“大裤衩”。有人疾呼，“洋设计”在中国水土不服，中国城市的“洋相”该停了。

　　然而，CH提醒我，允许实验和犯错，恰恰是一个城市提升建筑水平所必须的重要条件。

　　“在新加坡，一方面我们土地有限，另一方面也是观念问题，你看不到那样的标志性建筑。有时候，有一些所谓失败的建筑也是好事，社会才能够从中讨论和学习。”

　　CH一行是抱着取经的心理来到北京。在几天参观后，有人告诉我，只有“鸟巢”和中央电视台是真正有突破意义的后现代建筑，“水煮蛋”和“水立方”的观念还属于上世纪90年代。

　　不过没关系，从“水煮蛋”到中央电视台大楼，中国正越来越展示出它辨识真正世界级大师的能力。中国建筑同行呈献的作品，也展现中国建筑观念的先进水平。这一点，与中国为新事物提供空间密切相关。

　　五四以来，中国对西方文化基本上处于不设防的状态。清朝末年的洋枪洋炮逼使中国门户大开，西方文明进入中国，最早是时钟、眼镜之类的生活用品，接着西方的文学、各种哲学政治思想也大举进入。

　　对于外来文化，中国最初是被动式接受，后来则是主动式迎接。“拿来主义”盛行了上百年，时至今日有人形容中国思想界混乱一片，传统文化失落，但在另一方面，不设防的状态孕育了巨大可能性。当条件成熟时，中国知识界文化界厚蓄勃发的潜力不可忽视。

　　曾有中国建筑师信心满满地说，在国内建筑还缺乏创造力的时候，洋大师会充斥市场，但一旦中国建筑师对市场把握很娴熟时，他们对现代建筑的创作能力，可能会超过洋大师。

　　反之，新加坡有没有辨识真正大师的能力？我的建筑师朋友L感到忧心忡忡。这几年中标的大型本地建筑没能提高他的信心。自1980年代以来，我们经常看到有关中国要向新加坡学习开放的报道，现在看看中国达到的开放程度，反照新加坡，谁向谁学，这个位置调转的一天是否会比想象中更早到来？

《联合早报》
（编辑：黄秀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