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采访纪念新加坡先贤林文庆创办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80周年学术研讨会，听厦大副校长李建发教授表示，校方将“秉承林文庆校长创办国学院的宗旨”，复办厦大国学院。

　　去年4月6日，厦大校长朱崇实率该校宣传干部、师生代表、校友总会负责人，为厦大图书馆后面池塘边的“文庆亭”举行揭牌仪式。此外，校方也正在修缮鼓浪屿的林文庆故居。

　　想到这些，心头一热，在发给总社的汇报中写道：厦大“全面肯定林文庆主掌校务16年所作出的贡献和历史地位”。

　　写完初稿，觉得在研讨会上所拍的照片效果不理想，想起会场前的走廊墙上，悬挂一排厦大人文名师的画像，想必有林文庆。于是匆匆赶回厦大人文学院，才发现虽有林语堂等人的画像，却不见当年兼任国学院院长的林文庆。

　　正在纳闷，在场一位教职员解释，林不是单纯的学者，也是一名政治人物。如果从他早年积极参与新加坡立法局的工作，积极响应康有为的戊戍维新运动，后来又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来看，这样说没错。

　　问校园内除了文庆亭，哪里还有林文庆的纪念物或资料？另一位教职员回答说：“校史馆里有一些，但不多，毕竟这里面还有国情因素的考虑。”

　　未及请对方进一步说明何谓“国情因素”，厦大中文系一位教授刚好经过；他说，林文庆还有当年在新加坡替日本人做事的历史问题：“我们（中国）这里还有一个周作人（鲁迅胞弟，曾加入亲日的汪精卫政府）的问题也没解决。”

　　这番话像一勺冷水，从我头上淋下。在走回酒店的一公里路程当中，斟酌再三，最后把导语改成厦大“肯定林文庆主掌校务16年的杰出贡献”，把“全面”和“历史地位”删除。

　　诠释历史是主政者建构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对一位政治人物的历史评价，常常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复杂的政治立场问题。

　　中国共产党把一起政治事件“定性”或对一名政治人物的历史评价“定调”，要等下一阶段根据政治任务的需要，才有修正、翻案和平反的可能。

　　去年听厦大校友总会前理事长（1992－2000）、历史学者陈孔立教授说到，厦大过去一度否定林文庆，主要与他在日本占领新加坡时期出任“华侨协会”主席有关，有“汉奸”嫌疑。

　　长期研究林文庆生平与思想的李元瑾教授则指出，林在1938年至1941年之间多次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谴责日本在华暴行、反复强调中国抗战的正当性。他被迫主持“华侨协会”，也是为了拯救许多华侨领袖，协助接管养老院、孤儿院的工作。

　　陈孔立说，厦大校领导后来才了解林文庆当年有苦衷，而新加坡人民很尊敬林文庆，还有以他命名的文庆路。“但他们都不是历史学家，很难要求他们对历史问题作出结论。他们表示应该尊重林故校长，正显示开明的态度。”

　　中国的“国情”不会一成不变，50年后再看汪精卫，评价可能不同。现在正面讨论周作人的才情者，也越来越多。文庆亭树立在厦大校园内，它无声的客观存在，胜过千言万语。

《联合早报》
（编辑：夏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