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前行政院副院长叶菊兰那个下午，台风来袭的台北下着滂沱大雨，湿冷的天气让人感觉些许寒意，但来到约定的访问地点郑南榕基金会，却意外地让一种理想的追寻温热了我。

　　位于台北市民权东路三段106巷3弄11号3楼的基金会地址，其实也是郑南榕纪念会馆，这位在台湾历史上拥有言论自由符号意义的党外运动先锋，就是于1989年4月7日在这里面对国民党警备总部的攻坚，为个人的理念殉道。

　　趁访问还未开始参观纪念馆，犹如走入一条回到台湾威权统治末代的时光隧道。一边透明墙柜内挂着由郑南榕创办的时代系列周刊，封面铿锵有力的批判文字今天读起来依然传达着某种愤怒和执著。就在馆内另一个角落，郑南榕自焚后的工作空间仍然原封不动地保留着，一片焦黑的桌面、毁损的传真机、扭曲的椅子等，都在提醒着参观的人，那绝对是一个理想狂飙的年代。

　　还有那张丧夫后的叶菊兰为女儿绑上“新国家运动”头巾的经典黑白照片，强烈的意象至今深刻烙印在我的脑海。当年的抗争不只是浪漫的想象，也是行动力的付出；一种社会的温度和感动的力量在民间流窜着，温暖了一整个世代台湾人的心。

　　诉求多元的党外社会运动，以政治运动最受瞩目、拥有吸引最多资源，更在2000年政党轮替后最早体制化。民进党政府执政后，与曾经阶段性结盟的人权、工运、环保、妇女等运动也随之断了联结，徒留社运人士对那段已逝岁月的无限缅怀。

　　今天的台湾，已经不是20年前解严初期的台湾。戒严时期了无希望的宁静，已被民主时代充满可能性的活泼生命力取代。尽管事过境迁，叶菊兰受访时坚持相信，感动社会还是必要的。叶菊兰说：“人民不是一张一张选票在那里，人民是一颗一颗柔软、期待被照顾的心，所以为什么说（候选人）要有一个感动人民的一个特性。一定要找出感动人民的因素。”

　　老实说，听到这段话那一刻，不习惯感性政治论述的我差点失态笑了出来，只因自己某种程度的务实国民性格对类似“感动”这样虚无缥缈的概念抱着怀疑的态度。民进党擅长以感性诉求主打选战，专访它主要的意见领袖之一，这样的意识武装更是难以卸下。

　　克制自己的情绪耐心地听下去，叶菊兰继续说：“每一次选举的过程就是深化人民作为主人：我最大。我虽然只有一张选票，我没有什么，可是我是老大，我是老板。所谓民主，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所以为什么说感动的力量很重要，没有感动，人民不会把票给你。如果你把一张一张脸孔当作一张一张选票，那就是选票，就没有感动，所以你就要找出那个因素。”

　　“选举就是一个说服，就是一个沟通，选举就是一种让人家感受到虽然是去盖一张票，但是那是一个多么重要而骄傲的事。我能够投这张票，我愿意来投你，这样的感觉就是，我很高兴，能投这张票。”

　　选举中的理性和感性成分，恐怕是任何选举候选人都必须找出的平衡点。叶菊兰形容的或许是至今许多外人无法理解的台湾投票取向。今天的台湾选民到底在乎什么？感动是不是政治口号？感动等不等于操弄情绪？如果感动是重要的，台湾在今天不同的时空背景下需要怎样的感动？

　　萦绕我心的这些问题还未解答，我们结束了这次的访问。专访严重超时，只见办公室门外的访客已守候在外多时，叶菊兰先跟他们说了声抱歉，然后转身全力配合摄影同事取镜。临走之前，她还紧握了一下我的手说，记者的工作不容易。

　　过去遇到的政治人物一般都行色匆匆，无暇跟记者有多余的接触，感觉叶菊兰是与众不同的。那天回家的路上，我不知为何有种小小的感动，而我好像开始了解为什么民进党的支持者会那么容易感动。

《联合早报》
（编辑：苏亚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