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婚姻与回家过年

叶鹏飞 (2008-02-11)

　　拜读同事杜平的大作《回家过年：中华文明的神奇力量》的前一晚，在家与好友观赏他托朋友拷贝香港电视台摄制的《杰出华人系列》光碟，访问著名文化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

　　身为钱穆弟子的余教授对老师的评价是“一生为故国招魂”，他自己也心有戚戚焉。在引述逃离纳粹政权、流放美国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话“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后，余教授表示，同样的，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没有必要固守在那块土地上，何况那土地上已然没有了中国。

　　余教授语境里的中国，是个文化的中国；杜平从无数中国人在冰天雪地中艰难跋涉，坚持“回家过年”，认为它象征着中华文明平凡但却历经风霜而屹立不倒的永恒精神价值。

　　然而，“回家过年”的文化精神也正面临着间接的挑战，因为“家庭”这个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制度正遭遇前所未有的破坏。2008年中国社会蓝皮书披露，中国居民结婚登记初婚人数从1992年到2005年间净下降了约350万人；而“离婚对数”却在迅速增加，从1985年的45万8000对，增加到1990年的80万对，1995年超过了百万对，2005年则达到了178万5000对。

　　2003年中国修改法律，使离婚能够在一天完成，被视为是离婚率上升的原因之一。BBC中文网引述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安琪说，夫妻离异数量增加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对婚姻制度失去信心。她指出，现在人们的期望值提高了，十年前夫妻能够容忍的事情在今天成了难以容忍的事情。

　　婚姻制度的崩解危机似乎是西方价值全球化的一个普遍现象，从自由派的观点出发，离婚率上升并非坏事，反而是一个社会走向现代化和进步的结果。

　　美国学者斯泰芬尼·库茨（Stephanie Coontz）在其专著《婚姻历史：爱情如何征服婚姻》里分析说，18世纪初欧洲的启蒙运动开启了为爱情而结婚的激进革命，在此之前，男女联婚可以有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由，但绝不是建立在爱情这种不可预测的非理性基础上。

　　库茨说，18世纪前的夫妇也可以彼此产生爱情，但那不是他们结合的理由；婚姻是提升社会地位、累积财富、巩固政治和军事同盟、确保宗族血缘延续的制度保障……换句话说，婚姻制度长期以来扮演了今天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因此它重要到不能让两个被热恋冲昏头脑的男女，凭一时的感情冲动来决定。

　　以爱情为基础的现代婚姻固然使得个人从社会制约中解放出来，让个人因自由选择而从婚姻中获得更大的身心满足，但它同时也制造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当爱情不再，婚姻即刻失去了唯一的基础。

　　与欧美社会一样，中国离婚现象主要发生在中产阶级，而头号杀手是婚外情。出版《婚姻诊所》、《今天我们为什么结婚》的中国作家柯云路说，中国正处于感情多发期，很多外国回来的人都觉得中国现在婚外情、网恋故事，比国外很多地方都稠密。

　　离婚率高并非“爱情婚姻”的唯一困扰，如果两情相悦是婚姻的基础要件，逻辑上就不能排除同性结婚，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婚姻，只要他们的结合都是因为爱情。

　　无论是余教授的文化中国，或是杜平的中华文化永恒精神价值，今天依然面对新的问题和挑战。“回家过年”的冲动显示着中国文化在基层的旺盛生命力，但愿中国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会因此陷入“无家可归”的困境中去。

《联合早报》
（编辑：苏亚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