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渐进主义的风险
渐进主义的风险
叶鹏飞
(2008-02-18)
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等学者主编的《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首次提出政治改革时间表,指出中国还需要30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政治改革,成为一个“中等发达的成熟的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 《攻坚》一书反映的仍然是官方在政治改革上采取的渐进主义思路,唯一的新点是它首次提出30年的具体改革时间表。 中国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采取的“先经济,后政治”,甚至是“经改政不改”的渐进策略,对比前苏联的“震荡疗法”,显然更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一党专政虽然遏制民间创造力全面发挥,但无需协商及没有监督的决策与执行力所带来的行政便利,也让由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能快速前进。30年来的经济成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当局在反思和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推出《攻坚》,显然有再接再厉之意。但主张政治改革的民间学者反应冷淡,较乐观的认为有表态总比没有好,较悲观的则判断这是当局光说不练的另一证据。 无论怎么看,《攻坚》的面世说明当局已经无法不面对政治改革的要求。无论是体制内或体制外,30年间“先经济,后政治”、“经改政不改”所累积的问题不但难以忽视,而且已经严峻到可以扭曲下一步发展,甚而威胁已有成果的程度。 以社会深恶痛绝,中共高度警惕的腐败问题为例,“先经济,后政治”的改革模式孕育了一批靠权力攫取经济好处的团体,这些被称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势力,衍生自一党专政下的特权阶级,“后政治”让他们如同癌细胞般借吸取“先经济”的养分持续壮大。 人民网一篇文章甚至认定“特殊利益集团”就是“腐败利益集团”的温床,他们盘踞各行各业,有“社保基金型集团”、“地产型集团”、“金融型集团”、“大型工程型集团”、“商业型集团”、“医疗型集团”…… 文章说,这些“腐败利益集团”不但可以与中央的政策对着干,还可以“摆平”与他们作对的人,可以影响地方的政治生态平衡,大部收归改革的成果。 新华社在中共第十六届六中全会前发表了一篇有关抑制和防范“特殊利益集团”衍生的报道,警惕“特殊利益集团”破坏社会和谐。 如果特殊利益集团还不是那么显眼,那官僚系统现代化的速度落后于社会意识的进步,则让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有切肤之痛。在大陆媒体节制报道的情况下,官员滥权违法的新闻仍然不绝,实际情况显然更加不堪。 对于这些弊端,当局心中雪亮,因而在舆论上开始释放“监督”、“民主”、“公民权”等正面信息;然而期待越高,失望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冒进改革当然不可取,但是不改革的成本却是与改革的速度成反比,速度越慢,代价越大,况且中国公民社会日益成熟,慢条斯理的改革最终将面对“计划赶不上变化”的窘境。 这个现象也被国际媒体注意到,在上周四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到全国人大是否将批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国早在1998年便签署,其后国家主席胡锦涛、总理温家宝和中共前常委罗干还就提交人大批准先后三度表态。10年后,批准问题还是悬而未决。 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渐进主义的成就与弊端同时显现,如果《攻坚》提到的时间表意味着政治改革仍然维持牛步,待没有及时消灭的癌细胞扩散,可能为时已晚。
《联合早报》 (编辑:杨丽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