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解放的禁区

叶鹏飞 (2008-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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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当年开启改革动力的关键口号再度被当局提起。中共十七大报告两者并举，提出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显然别有深意。

　　压迫、限制、禁锢思想自由翱翔的因素随着时空的变异而有所不同。在30年后重提思想解放，在政治挂帅等老教条早就失去左右人心力量的今天，“解放”的普遍性意义或许更值得让人思索。

　　思想解放的普遍性原则可以是“思人所不敢思”的无限想象力；可以是试错式的反复前进；也可以是摒弃“定于一尊”等惯性思维的百花齐放。

　　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里，中国与日本这两个亚洲重要大国丰富多样的双边关系，几乎被所谓的历史问题垄断，最后甚至窄化为日本政要去靖国神社参拜一件事，好像中日的政治、经贸、文化、科技、军事多方位的交流都不如祭拜战犯一事重要。

　　一直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的2006年，一项在中国的民调还发现有八成的民众认为“日本否认或美化对华侵略历史的问题”和“日本高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两个最大障碍。

　　强大的民意压力并不妨碍中日关系悄然破冰融冰，不但温家宝和福田康夫相继互访，胡锦涛也将在春天出访日本，成为10年来访问日本的首位中国国家主席。

　　同样的，一直被大陆视为洪水猛兽的台独势力，在胡锦涛3月4日的两岸政策谈话中，变成了需要团结的对象。

　　向来为中共所忌讳的“三权分立”说，在今年的“大部制”改革中公开被当作支撑改革的重要观点，试图建立决策、执行、监督归不同政府部门负责的体制，通过权力的互相制衡达到防止滥权腐败的效果。

　　这些突破性的成功举措无一不包含“思想解放”的特质——善于运用想象力，勇于尝试全新的突破，不怕犯错的冒险精神。

　　之所以需要在当前中国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里重提思想解放，正反映出制约想象力的障碍有多庞大，并且持续在发挥消极作用。

　　广电总局副局长张海涛日前在政协会议上一句“对事不对人”，首次证实官方封杀汤唯的传言。汤唯因演出电影《色戒》，被一些大陆舆论指控为美化汉奸。《色戒》是否美化汉奸确是一个可以被讨论的议题，但官方的封杀措施，则是典型的“膝反射”行为。

　　被称为“中国政府第一发言人”的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曾提出中国存在严重文化入超的“文化赤字”现象，这不正也从侧面说明，在文化领域“膝反射”式的管制模式会产生何种弊端吗？

　　欧洲冰岛前卫歌手比约克3月2日晚在上海的个人演唱会上喊出西藏独立，不仅激怒了中国网民，也惹来文化管理部门的不满。可以想象，事件势必造成今后对类似艺文活动更严厉的管制，并可能进一步扩大中国的“文化赤字”。

　　诚然，西藏问题远比文化管理更为敏感和复杂，涉及了中国的战略利益、宗教政策、民族关系等多个面向。但正因为如此，恐怕更需要“思想解放”。

　　还在发展中的拉萨动乱，真相仍随着细节的浮现而日趋清楚，无论背后是否有阴谋，是否反映一般藏民对现有政策的不满，它至少说明中共对西藏的治理还存在改进的空间。

　　对既有做法的择善固执可以是一种态度，然而“思想解放”的积极意义恰好是在其颠覆性，唯有承认凡事都可以“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才能够迈向“止于至善”的无限可能。

《联合早报》
（编辑：杨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