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为奥运

韩咏红 (2008-07-11)

　　中国如何竭尽全力去呈现一个洁净且现代化的奥运城市面貌？最新的报道是说，北京关闭了一系列垃圾回收中心，十几万外地进京谋生的拾荒者因此被迫离开北京，各回老家。

　　路透社的上述报道还引述垃圾问题专家王维平的一份报告，内容是政府应该说服拾荒者在奥运期间离开北京。报告作者说，拾荒工作虽然对社会有正面效应，但拾荒大军大部分成员有犯罪纪录，其中70%还感染痢疾、肝炎和伤寒之类的流行性疾病。因此希望这些人暂时牺牲利益，待奥运结束才回返北京，他说，他们的损失不会很大。

　　为成就集体的利益和荣誉，放弃个人荣辱，华人道德教谕里这叫“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然而，这句话却没有说明另外一个问题如何解答，即“我”之“大小”如何界定？在现实中，往往变成社会底层与弱势者的利益为小，社会主流、精英以及统治集团的利益为大。上层社会的利益以集体利益之名，强加在另一部分人头上。

　　反之，西方的自由理念中，“我”没有大小之分，个人才是最重要的。

　　不过，要求他人“牺牲小我，完成大我”，被辨认为“小我”者主动或被动无奈地放弃自身利益，在中国确实习以为常。在这里，“大我”可以是民族荣誉，后者由政治领导层定义。

　　此时，中国正全力向世界展示自己成功主办奥运的能力，但外界同时也看到中国在奥运安保的名义下，逮捕据说预谋要破坏奥运的分离分子、驱逐可疑人物、限制入境签证发放；为保证北京空气质量，下令汽车单双日限行；为防止不体面的事情发生，采取手段将原本在城内勉强维生的下层流动人口清除出北京，越是低收入和弱势的群体，在国家民族荣誉大义凛然的要求下，变得更加脆弱。

　　为了完成指定的政治任务，可以不请示老百姓，罔顾经济效应，这是“小我”被压得过小，政治凌驾一切的结果。

　　和北京朋友聊天时，她敏锐地提出，其他国家承办奥运，当地奥组委主席往往是民间人士，甚至是商人。换到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是北京市委书记，而且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前天亮相的四个奥运新闻发言人清一色都是官员，没有一个民间人士：“能不让人家说你自己先把奥运政治化吗？”

　　然而，根据中国国情，有政治局委员坐镇才能凸显国家对这项事业的“高度重视”，反之则显得国家对奥运不重视，也将无法调动各阶层认真把奥运有关工作做好的责任心。

　　最终，这是一种民间观念，更是体制问题。到今天，中国的制度依然是国家、执政党与政府大于一切。国际观察者喜欢报道中国为了奥运可以如何如何，多少车子不得上街，中国人忍受了多少不便，中国会认为这恰恰体现中国认真对待申奥的承诺，但外界不一定会领情，反而会觉得这些做法都透露出专制主义的本色。

　　学者指出，奥运的意义在于让世界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也让中国看到真实的世界。围绕奥运而发生的媒体风雨，清楚道出了中西方的差距与隔阂，原来有多深。民主与不民主，这是较笼统的对比法，更细致一点说双方对政权与民权应有的别界的判断迥异。

　　另一方面，中国可能也没有实现他对自己的要求。像今年两会透露的“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想，在奥运工程中就不见进展。在奥运被视为中国对外展示国力的重大契机之时，当局最终回到它最熟悉的方法——加紧管控，以政治力确保一切顺利，原本可能的改革进程暂搁一边。

　　这真是一个吊诡，外界以为会通过奥运看到中国发生很大改变，结果在外来目光的直接压力下中国对安保、控制示威抗议等方面皆采取保守姿态。但我相信，奥运终究将有间接的影响，例如政府和人们都越来越适应不仅仅说好话的媒体。然而，中国如何改革，它内在的压力与动力才是最重要因素。

《联合早报》
（编辑：黄秀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