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焦虑与为什么焦虑

韩咏红 (2008-07-25)

　　夜晚在办公室对面的小店买饮料，平时颇有人气的小店静悄悄。和气的老板娘在店外小凳上纳凉，看到我走进才跟进了柜台。

“很静，人都跑光了？”付账时跟她聊起来。

　　“诶。”老板娘笑笑以示感谢客人的关心。

　　有些话是不消明说的，奥运要到了，私家车单双日限行，地铁更拥挤了，北京居民选择少出门下班直接钻回家，很多外地农民工因当局采取手段减少流动人口被迫收拾包袱回老家去，连街边的小店也受客流减少的冲击。

　但老板娘并无怨言。

　　“对奥运我肯定支持，要抓安保，这也是没办法。我看杂志上说，1988年韩国办奥运时老百姓也特反对，但奥运结束后，汉城人心都齐了，大家自觉不开车，都不必警察主持交通了。”

　她用笃定语气接着说，奥运多少年才举行一次，这是提升国家形象的大好机会，付出这点代价都是值得的。

　　打车回家，司机也说：“国家办一次奥运也不容易，你说是不是？一百年的愿望啊。麻烦不是我一个人麻烦，荣誉也是大家的。”

　　身处奥运前夕的北京，每天看国内外媒体的报道；与普通居民聊天，看看网络，得到的反应是冰火两重天般的差异。一边是民众对于奥运带来诸多不便的抱怨与牢骚；与之对应的也有另一种声音说：我们愿意忍耐。

　只不过，国外媒体很少报道后者，突出大量中国人对奥运的拥护。应该说，国际媒体对奥运的报道，仍是以负面为主流。

　食品安全问题，空气污染，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是否尽了国际义务，没有履行承诺改善人权……这些针对中国与北京奥运的批评，很多并非无的放矢。此外国际舆论挖苦北京奥运，也是表现出一种对奥运“政绩工程化”的态度——对于任何政绩工程，西方人有本能的质疑与不屑。

　　但不能否认的是，在国际舆论对北京奥运质疑姿态的背后，同时也包含西方世界对中国崛起，始终存有焦虑感的这一层原因。

　历史教训显示，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都是非民主体制国家，这可以解释外界对非民主体制大国崛起的不安。不过，随着中国继续改革开放政策，在国际舞台上逐步适应国际惯例，在经济上融入全球市场，今天的它已无意去输出意识形态，反而是在努力走近西方，想按照国际规则去分一杯羹，想办好奥运以被接纳为国际大家庭一员。

　西方的不安，究竟是真的对一党专政国家走向存有顾虑，还是中国一党专政的现实只是合理化了西方对中国人崛起的不安？面对不同文化传统，相异历史经验，不同判断标准，却在快速变得富裕且国际化的庞大群体，西方的回应模式类似当年对待霸权政体的方法，虽然这个对象与当年的霸权实在是两回事。

　我想，这无助于解决问题，无益于促进对现今中国的了解，发现它的细致变化。

　火炬在国际传递遭遇示威不断，5月又发生大地震，加上安保的隐忧，中国精简了奥运的庆祝活动，炫耀国力的色彩越来越淡化。在国内生活的民众，很多人都切身体会到国家制度上有许多急需改善的毛病，事实上，外界批评一直对于促进中国的改善有着积极作用，而中国政府也屡屡展现惊人的学习能力。问题是，在8月8日以后，外界有没有想过，他们也需要展现学习能力，去面对已经主办过奥运、更务实与团结的中国呢？

《联合早报》
（编辑：王婉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