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化解决之道

韩咏红 (2008-11-21)

　　短短两个多星期内，中国接连发生好几宗出租车罢运事件。继本月初西部直辖市重庆主城区8000部出租车全数一夜之间消失以后，湖北荆州市、海南三亚市、甘肃永登市，几乎同时闹出数百部出租车罢运以示抗议的问题。

　　从西部、西北、中部、南部城市，罢运像浪潮般此起彼伏，前面的浪潮才过去，重庆永川区本周（19日）又有德士“罢运”半天。昨天重庆还爆出租车司机身捆装有疑似汽油液体的水瓶，爬上自家车顶，声称要炸掉其所在的文星湾大桥。警察与谈判专家与他交涉两个多小时，才将他劝下，瘫痪的大桥交通终恢复正常。

　　中国媒体将接二连三的罢运事件，形容为国家安宁、社会稳定的“示警”。无独有偶，多起事件都是以政府出面答应出租车司机的部分要求，息事宁人，才把问题化解的。从11月初第一起事件中，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表示政府需要“反躬自问”以后，外界在余下的事件处理中，都看到政府安排出租车公司回调对司机收取的管理费，或退回多收的承包费。在重庆，政府也立即提高加气站设备让司机更便于加气，并展开打击“黑车”（非法的出租车）专项行动，让相关责任官员接受行政警告。

　　矛盾激化后上街，上街问题就解决——这一模式重复着。

　　罢运、瓮安暴民怒砸警局，很多人为手刃六警的上海杨佳鸣不平，甘肃陇南两千多人冲击市委机关，今年以来中国的群众抗议活动的新闻不断，尽管出租车罢运的工业行为，与其他几起警民、官民暴力冲突在性质上并不相同，但这一切透露出中国社会正流窜躁动不安情绪的信息。这与近年来中国群众对于直接利益被侵害的敏感度大为提高有很大关系。

　　政府的处理方式也颇具可观察处，它基本采取安抚，小心谨慎避免激化矛盾，处理方式日益倾向公开透明。仅以“罢运”而言，官方媒体新华社一开始就定性为“罢运”，在过去这类事情更多是含蓄的“停运”带过。

　　2006年我就经历过北京出租车集体罢运，路上的德士少了至少三分之一，首都机场有几个小时内也是不见德士踪影，但当时几乎所有媒体一概不报，如同从未发生任何事情一样。

　　当局的谨小慎微，反映了他们对社会不满情绪做过客观评估，尤其在经济增长下滑的大背景下，更慎防任何风吹草动演变成更大风险。社科院几个月前做的《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研究报告》就指，中共干部与群众的矛盾是构建和谐社会所面对的首要挑战。官方的谨慎，甚至不安还可以从一些小事上看得很清楚：本月初有一家工厂倒闭，老板失踪，被拖欠薪金的900名工人上街抗议，据西报报道当地官员三天后带着50万人民币现金到现场，大派社会保障金。

　　与以往相比，官方当前的处理方法应说是有进步的。问题是，这种一事一处理的方式能维持多久的“和谐”？例如出租车司机不满的根源，分明就是与出租车行业垄断，出租车公司榨取过多管理费（或“份钱”）有关。但是在“罢运”事件被化解后，现有的行业机制依然巍然不动。中国政府以自身持有的丰厚财政盈余，替垄断企业买单，或者替不合理的制度，为地方官僚的错误买单。如果没有制度化的解决之道，随着社会更开放透明，经济下滑趋势深化，各地给中央制造的社会不稳定风险只会增加，当政者负担必然百上加斤。

《联合早报》
（编辑：孟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