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世界，两个梦想

何惜薇 (2008-03-12)

　　到农民工子女学校爱心小学采访时，适逢午餐时间，不少高年级生都涌向学校大门，准备步行回家用餐，而小一和小二的学生则待在课室里，等候熟悉的“两菜一汤”。

　　如同其他农民工子女学校，爱心小学的资源有限、硬体建设不佳，连厕所都是依赖民间组织捐献才得以建设的，更别说是增设宽敞的食堂了。虽然上述的安排让笔者觉得“新鲜”，我还是好奇地问校长张松叶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章，不干脆交代学生自己带饭盒，他的答复不是一个长居狮城者预料得到的：“让孩子自己带饭盒来，菜色比别人好的，遭人妒嫉；比别人差的，恐怕又会自卑。反正学生的住所都离学校不远，就让高年级学生走路回家吃午餐，其他的就另缴饭钱，吃学校准备的食物。”

　　张松叶努力地打造平等的学校环境，吊诡的是，在这一方土地上的人们（包括学生和他本身），其生活状况显然比不上城中许许多多的其他人。张松叶说，不少学生家长经营“无牌”流动小生意，小朋友们就随家长“流动”，居无定所之余还得不时换学校，到较靠近新居的学校“插班”。他们居所的情况也不尽理想，因为月入才约3000元人民币的农民工不愿意把超过一成的薪金花在房租上。由于居所太小，学校要求家长在家里尽量少看电视、不打牌，每天至少腾出两小时让孩子做功课，并确保他们晚上9时就上床睡觉。

　　碰上家中有人生病，农民工又怎么以微薄的薪金支付高昂的医药费呢？张松叶坦言，大家就去找“地下”医生求医。这些医生在家乡原来都持有资格证明，但到了申城后资格不受承认，只好当起“无牌”医生，他们的收费比正规的医疗所少很多。

　　除了当“无牌”小贩，不少进城工作的农民工有如到狮城工作的外劳般，从事一些当地人不愿意做的工作，例如建筑工人和主要照顾老年人的帮佣等。尽管他们为建筑陌生的城市作出贡献，但他们与城市之间还是有一道莫名的隔膜，即使是小孩也觉得上海籍的同学处处展现优越感，觉得在公立学校里没有朋友，吵着要回老家。这相信也是部分农民工至今仍把孩子送到农民工子女学校求学，不到公立小学去的原因之一。

　　农民工会把在城市中的种种不平等遭遇，归咎于农业和非农业的二元户籍制：每个人的衣食住行等项权利与他的户籍挂钩，城市人口就可以理所当然地享受着户口所依附的各种公共福利（例如教育、医疗和就业等），而广大农民工则必须自给自足。

　　大家固然明白每个地方资源有限，必须优先满足当地市民需要的道理，也明白只有人才可取得“绿卡”的考量，但就是难以接受二元人口结构所带来的“宿命”。有许多人指出，雪灾时候不少农民工坚持回家的现象就是户籍问题的延伸：农民工无法在一个暂住的、称不上“家”的城市，度过一年当中最重视的节日，这些人因此呼吁政府废除二元户籍制。

　　也许你会问，既然受轻视，农民工又何必执著于到城市谋生。“我会再给自己10年，然后才考虑回安徽老家。我没从父母那儿拿到多少财富，我的孩子也得靠他自己，但我还是得为我自己的未来规划。”张松叶以平和的语气告诉笔者，对自己当初到申城来的决定没有太多悔意。

　　与张松叶一样，大部分农民工离乡背井的理由就是这么简单：无论如何，到城市挣钱还是会比老乡们生活得更好；在外省吃俭用、努力储蓄，就可在家乡盖栋房子，保障日后的生活。

　　北京奥运的宣传主题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重视人权者于是叩问究竟是“谁的世界，谁的梦想”。对农民工来说，他们最殷切的希望则是国家着重处理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不愿意身陷“两个世界”，编织只属于自己的梦想。

《联合早报》
（编辑：黄秀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