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与不能的反思

曾昭鹏 (2008-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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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台湾人最近或多或少都有点郁闷。当年和台湾同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香港和新加坡，纷纷交出亮眼的财政成绩单，双双取得破纪录的财政盈余，两地政府先后宣布“还富于民”，慷慨与民分享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丰硕果实。

　　先是在上个月中，新加坡政府宣布将从64亿元的财政盈余中，拨出18亿元（约404亿元新台币）分派给国人，特别侧重低收入和年长人士，同时达到退税和改善所得分配的目标。接着香港政府也在上月底，同样透过多项类似的税务宽减及一次性措施，包括宽减物业税、个人所得税以及电费补贴等，以及其他协助低收入家庭的动作，派出超过700亿港元（约125亿新元）的“糖”。

　　见证其他政府展现领导力和行政魄力，交出执政绩效，对台湾人来说，有的只是失落的感觉。如今遇上总统选举前的这个关键时刻，投票的指标因素之一正是政绩，政府“能与不能”的讨论也因此再次在台湾媒体和民间延烧开来。

　　由于台湾近年来政治失序，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外国的成功经验与一些失败的前车之鉴常被媒体交互使用当作正反两面不同的教材，并利用作为批判时政的工具。新加坡这几年来积极重新打造经济，成绩卓著，自然也成为台湾各界呼吁学习的其中一个正面对象。

　　在这样的背景下比较新加坡和台湾，总绕不开几个问题：新加坡和台湾之间有什么差别？它的成功经验有什么特点，其中又有什么领先的秘诀？新加坡的模式到底适不适合台湾？

　　事实上，每当有台湾朋友向我请教这些问题的时候，感觉他们在赞赏新加坡的制度之余，其实对新加坡都不是很了解。他们其中不乏对新加坡充满着各种错误印象和评价，如新加坡没有国防开支、奖学金制度优待华人、政府不愿承担人民的医药开支，没有提供全民免费健保，以及国内媒体被威权政府控制等。

　　要改变这些扭曲的认知，但同时不做到复述政治宣传，毫不保留维护自己国家的不完美，确实不易。坦白说，有些时候，我们的对话反而变成一种用各自的标准检验彼此社会与政治的辩论，我最常举出新加坡的经济成就和良政治理，朋友则以台湾的民主与自由回应。

　　所幸大家的感情没有因为坦率的意见交换而受到伤害，然而这样的经验也让我深刻地感觉到任何有意义的交流或学习，都必须建立在同理心和正确理解的基础上。

　　当台湾人抱着某种程度的偏见看待新加坡的时候，我们看待台湾时何尝不是？类似“新加坡能，为什么台湾不能”的讨论，一旦启动防御心理，结局将是一场“谁比谁能，谁较谁不能”的举证游戏。

　　新加坡模式到底适不适合台湾，最终是一个台湾政府和人民要集体作出的决定和判断。每个社会与政府的社会契约不一样，新加坡政府强势的主导性和规划能力，向来被形容为“家长式”的治国风格。之前我们的国务资政吴作栋呼吁国人反省如何得到这次的财政分红，以及总理公署部长提醒国人须明白自己很幸福，在台湾必然被视为是一种政府傲慢和怪异的行为。

　　更何况，台湾处在这个充满政治犬儒主义的时代中，就算政府真的有任何盈余可以分享，也可能被受到社会投以“政策买票、政治贿选”的批判眼光。

　　一直以为，与其单方面从具体方面探讨台湾该向新加坡学习什么，不如从差异着手，找出台新之间值得彼此学习的价值和理念，然后尝试在各自的社会找出方法落实它们。至于“能与不能”的争论，我想还是留给别有动机和特定立场的政客吧。

《联合早报》
（编辑：苏亚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