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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让游客来新加坡玩些什么?游山玩水?但我们的山水不多(笑),只有新加坡河。历史也不长,只有200多年的历史,要做城市观光、体验生活,住一两天就够了,对经济助力不大。如果我们要让游客多住几天、多玩一些,就必须有卖点。IR就是我们的卖点之一,两个IR预计到2015年,将带来1700万游客,对经济贡献很大。
  ——李显龙总理谈两座综合度假胜地是新加坡旅游的卖点
李显龙总理接受台湾《远见》杂志专访:用IR改变保守形象
李显龙总理接受台湾《远见》杂志专访:用IR改变保守形象

(2007-01-31)

  李显龙总理日前接受台湾《远见》杂志的专访时,分享了新加坡在经济发展上的经验,并介绍了它改革经济的大方向,以及决定发展综合度假胜地的战略意义。

  以下为专访的摘录。

问(《远见》访员):新加坡从1997到2003年的总体经济状况起伏不定,当你在2004年8月12日接任总理时,心中有规划什么发展蓝图吗?

答(李总理):其实我接任时,国家已稳定,沙斯疫情过了,经济开始复苏。这几年来新加坡一直处于一个转捩点,因为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影响整个亚洲,也影响新加坡。新加坡的社会结构也开始变化,1965年独立后出生的新一代新加坡人开始进入中年。政治也是,需要新一代领导人。我们得开始思考,新加坡需要怎样的经济、政治体系?政府和人民对国家的认同又应该有什么调整?这些都是长期的问题。所以不只是更换总理的问题,是整个国家的转捩点。

问:1990年代初新加坡就要发展第二双增长的翅膀(Second Wings),并且走向当时正要起飞的中国。此刻新加坡是不是终于看到那第二双增长的翅膀?

答:我们还需要努力。开始谈Second Wings、区域化,是在1992年,那时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还没这么大。15年后,情况变得比1992年更迫切,竞争趋势比1992年更激烈。跨国公司和亚洲国家,也提升了素质,所以我们更不得不向前走。依我看真正的问题不只是走向区域经济,还要有企业家精神。因为新加坡经济在1980到1990年代,很大程度地依赖跨国公司。他们带来投资、科技、市场和就业机会。但长期来看,我们不能只靠跨国公司,因为跨国公司可以到新加坡,也可以到其他国家。我们要靠自己的公司、企业家、投资自己的知识产权,不只是替他人打工,新加坡要有新构想、打开新境界,这就是经济转型。

问:新加坡已分别公开招标,以完成两个造价超过1000亿台币的综合度假胜地(Integrated Resorts,简称IR),IR会是你目前的最重要政策吗?

答:IR是经济转型的一部分,象征意义很重要。IR之前、自1960年代以来,我们一直反对赌场。但自2000年后全球赌场的素质提升了,所以我们重新思考,花了两年多时间才形成共识。

  最早是杨荣文(现任外交部长)在贸工部长任内提出来的。他是天主教徒,本身相当保守,原本是反对赌场的,但当他听完旅游局的简报后,开始担心,如果旅游大趋势是如此(结合博弈赌场的豪华度假村概念),我们不跟着走的话,就会遭受很大的打击。

  如果我们失去观光优势,会有很大的问题。你要让游客来新加坡玩些什么?游山玩水?但我们的山水不多(笑),只有新加坡河。历史也不长,只有200多年的历史,要做城市观光、体验生活,住一两天就够了,对经济助力不大。如果我们要让游客多住几天、多玩一些,就必须有卖点。IR就是我们的卖点之一,两个IR预计到2015年,将带来1700万游客,对经济贡献很大。

  而且不是只靠赌场,是靠大型的综合性旅游设施,有购物广场、有餐厅、有国际会议中心、博物馆、演艺厅,还有全家都能共享的整合性休闲设施。但如果IR内不能开赌场,还能不能吸引到刚才这些活动?我想很难。

问:开设赌场你会很挣扎吗?

答:我最初也是反对,因为新加坡长久以来都坚持不要赌场的立场。会议中心等服务设施,新加坡本来就都有了,IR能不能保证成功?还很难说。本来我的态度是:这是有风险的,其实也有部分新加坡人很反对赌场,所以我们花了一年,在国会谈,展开正反两方彻底辩论,再诉诸社会集体意见,跟公众谈,最后没办法,还是决定要做。

问:很多人分析新加坡2006年能有7.7%的经济成长,是因为IR带动火车头效应?

答:IR可能不是火车头,却是个象征性的、最容易让人了解的政策改换。过去不赌,现在准许企业家有条件地设立IR,就是明显的跨国招商讯号。这对新加坡的国际形象也有利。很多跨国公司注意到新加坡改变了,过去他们认为新加坡太保守了,这些印象是错误的,却很难打破,因此我们要用IR改变这个保守形象。如果是美国,走错路,还有整个美洲大陆当基础,上海也有整个中国支撑,舵稍微转弯,不会打翻整艘船。但新加坡只是个小城市,走错路没有办法回头了,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要比台北市长还小心。(笑)

问:从1997年到2003年的经济震荡,是1965年建国以来没有过的,这段时期学到什么?

答:好几个。第一,我们是一个很小、很开放的经济体,如果区域震荡的话,新加坡肯定受到影响,没有办法把区域问题拒绝在门外。

  第二,尽管新加坡只是个东南亚小国,但如果政策搞得好,还是可以脱颖而出。所以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东南亚各国的货币汇率都贬,只有新加坡元非常稳定。当然股市没有办法,但只要汇率稳定,国际金融业就会对新加坡维持一定信心。

  第三,人民的反应也很重要。1997年后,金融风暴一度越演越烈,于是我们决定紧缩公积金的缴交率,让公积金缴交率从40%降到30%,但这样做,必须得到工人的认可。

问:缩减的部分是雇主缴交的?

答:是的,自己缴交的部分不受影响。

问:等于工作者的福利减少?

答:对,因此必须得到工会同意。后来工会支持我们,1998年降到30%。但到今年已恢复到33%。现在经济开始恢复,未来可能再加一点。

问:现在增加缴交率,雇主负担增加,他们不会支持吧?

答: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不要恢复太快。

问:当初工人也不支持吧?

答:但我们解释给他们听,加上他们每天在电视上看到当时印尼、泰国及韩国的情况。他们知道这是整个区域的经济问题,这不是政府的错,也不是政府制造出来的把戏,是很严重的事。

  “最好的福利就是保留你的工作”,我们就是这么说,不然裁员规模很大,更痛苦。新加坡的劳方、资方和政府都很和谐,这在全世界都很难看到。

问:可以谈谈去年你推动的新加坡国立研究基金会的政策吗?

答:我们预计五年内花50亿新元(约新台币1067亿)做研发(R&D),希望建立自己的知识产权。不过要做世界顶尖的研发,不只要靠新加坡人,还得靠全世界的研发人才。

  如果你到世界一流的研发机构,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你会发现那里聚集了世界一流研发人才。我们也正在吸引全世界的科学家、人才来新加坡工作。

问:以前没有这样做过吗?

答:以前有,但规模较小。新目标是要让R&D支出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现在只有2%。但我们必须有针对性,比较有潜能的项目才投资。现在决定主要在三个领域,生物医药科技、互动与数码媒体科技及环境及水务科技。

问:为什么是这三个?

答:生物医药科技我们已经做了一段时期,尤其生物医药科技和知识产权的密切联系,对我们非常重要。而且我们发现生物医药科技和电子业有一样的庞大潜能;如果要长期保留制造业,不能没有生物医药科技。

  互动与数码媒体(Interactive & Digital Media ,简称IDM)则是一个新的经济项目。其实我们要做,条件不容易,不只投资规模很大,创新艺术人才也很难找,我们必须引进这些人才。

  第三,环境及水务科技。主要是我们本身有需求,亚洲其他国家也有需求,像中东、中国,甚至澳洲;我们有些公司做了投资,相当成功。

问:观察新加坡发展,好像总是密切跟随世界大趋势,是新加坡很努力地争取机会?

答: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我们是东南亚小国家,得跟世界上所有大国搞好关系,把握我们的优势,才能跟他们打交道。就像一首歌说的“Anything you can do, I can do better.”,你做得到的,我做得一定比你好。因为我们能做得到的,其他国家都做得到,只是速度、便利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走得更快,找新的经济领域,创造其他国家还没有创造的经济条件,例如知识产权。大国要管制,不让别人偷偷制造药品,并不容易。但新加坡小,可以好好控制知识产权。像摩托罗拉(Motorola)就还在新加坡制造手机,虽然成本较高,但他们觉得这里比较不会走漏知识产权;制药业也是如此,所以新加坡的制药业这几年增长很快。

问:你们怎么紧紧抓住崛起的亚洲?能否举例说明你们的策略思维?国家新定位?

答:在中国我们很早就有苏州工业园区的合作项目。新加坡自有一套做事方法:新加坡把软件移转给你,换句话说,透过苏州工业园区,中国官员吸收到新加坡的经验,新加坡也适应了中国国情。工业园区做好后,可让其他省借镜。所以1994年后,各省市都知道这个新加坡工业园区;去其他省,都听得到新加坡的名声。

  在印度,我们也签订了史无前例的《全面经济合作协定》((简称CECA,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其实印度向来是保护主义的,但刚好他们有一个向东看计划,我们就告诉他们,新加坡可以是一个起点,如果双方可以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不只带动双边贸易,还能让东南亚和东亚都注意到印度的改变。

  2005年和印度签订的合约,之前共谈了两年。这很不容易,因为印度的国情很特殊,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我们觉得要跟着亚洲的腾飞,不能只跟着中国,我们要有多方面的经济联系。

问:现在你们对中东也很有兴趣,这两三年密集地去中东?

答:我刚去中东一趟。这是我第一次去,不过前总理吴作栋去了很多次,外交部长也去了很多趟,我去了迪拜、卡塔尔的多哈、沙地阿拉伯,共三个地方。中东对新加坡很感兴趣,他们认为新加坡肯定有可以借镜的地方,像是公司、政府的运作模式,他们都想要和我们合作。我们也很愿意趁这个机会,多了解这个曾长期被我们忽略的市场。

问:何时开始这么重视中东?

答:大概两、三年前开始。

问:为什么是那时候?因为油价上涨吗?

答:可能是油价上涨之前,但是差不多那时。

问:精准地说,新加坡对中东的策略是什么?

答:主要是经济合作。跟中东进行贸易,提高双边贸易额,希望他们来运用新加坡的金融服务业,也鼓励我们的厂商、银行去中东招商,当然也希望有比较深的文化交流。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东同新加坡曾密切交流,当时有不少阿拉伯商人在新加坡住下来,所以我们有一些阿拉伯后裔,如果你们去亚拉街,那边有一个小小的阿拉伯角落。

  他们传统的关系是和伦敦、纽约,依靠西方的经济,但现在他们想要和我们联系。因为他们觉得尽管现实上,仍然必须要依靠西方做生意,但是在西方他们又觉得不太受到欢迎。

问:所以新加坡刻意作为他们进入亚洲的门户?

答:他们也想到东亚、东南亚投资,但不全了解东亚、东南亚的社会、政治情况。我们比较了解,所以可以和他们合作,联合投资,或是找一些共同的机会。

问:另外我们在台湾也发现新加坡最近的私人银行业务蓬勃发展,台湾很多优秀的金融人才,都被新加坡挖过来工作?

答:这个最好是韬光养晦,静静地做,不要多谈。私人银行是我们金融业很重要的一部分。私人银行或基金管理的业务,必须依靠整个金融体系的透明度、诚信、管理和监管,系统的建立非常重要,不容易做得到,因为需要整个国家的制度和体系的配合。

  此外,官员素质也要能跟得上,行政风气要够清廉、能配合国际金融的效率等,而这些新加坡都可以做到,从1997年开始推动,也是一种改革开放的方向。

  以前,我们对金融业管制得非常严厉,有很多新的服务或新的金融商品,我们当时都不赞成开放,因为我们觉得太复杂、不容易管,人民也不了解。但是到了1997年我们检讨时发现,如果继续管得这么严厉,金融业的大饼只能增长到某个程度,以后要更上一层楼就很难。对待人民也不能像保姆一样,总是一直保护他们,这样不行。所以从1997年开始,我们就一步一步开放,刚好就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

问:你们不是有一个定位,新加坡要做亚洲的瑞士?

答:有人这样说。当然亚洲的瑞士不只一个,还有香港也有类似定位,东京也想要做,长期来看,上海也是潜在竞争者。

问:那么新加坡的优势是什么?

答:每个地方都有它独特优势。东京的优点是有日本的内需经济做基础,但东京的金融业是面向日本的,以日本本国为中心。香港规模可能和我们不相上下,有些业务甚至比我们大,他们的重点是中国或大中华区。

  但新加坡走的是比较国际化的路线,我们本身是讲英语的社会,对金融业有很大的好处。不只是依靠中国,而是为整个亚洲服务,包括中东、印度、澳洲,并且和世界其他主要金融中心,伦敦、纽约或是巴黎联系起来,成为一个重要的亚洲中心。

  另外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政治稳定,如果我是投资人,对新加坡长期的政治稳定有信心,也会愿意把资产放在新加坡,让新加坡管理。所以不只是技术上的考虑,也有整体大环境的考虑。

问:越来越多人说,新加坡变好玩了。最近还有一个“国家品牌指标”(Country Brand Index)跨国调查,说新加坡夜生活是世界第二名(仅次于意大利),总理如何看这个调查结果?

答:我们以前没有那么单调吧,这是形象改变。我们的管理渐渐开放,同时现在有很多文艺小团体,从事文艺活动,有些演戏,电影、唱歌、跳舞的表演艺术人才,说我们的“夜生活”丰富,其实是错误的名词,应该说我们的文艺生活是很充实的。

问:这是政府刻意营造的吗?

答:我们允许他们发生、鼓励他们发生。我们只能制造条件,让艺术家有些便利,例如表演场所、得到津贴,政府会提供补助。但是艺术家必须有兴趣、才华,必须能组织起来,把优秀作品创作出来,如果条件太容易,对文艺界来说,不够挑战性。

问:你曾在2006年国庆群众大会演说上,提到台湾的电视节目“全民乱讲”,你说,为什么台湾人不能全民好好讲?你当初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答:我不能批评别人,我只是说政治是必须有条理的,为人民争取福利的,必须是干净、诚实、不贪污、负责任的。有些人说新加坡的政治很单调,如果你到我们的国会,没有戏看,只有听演讲,但是听他们所谈的事,所讨论的问题,这些议员都是经过深思熟虑,这样的国会,这样的政府、政治系统,我想对新加坡是好的。

  如果我们要有长期的稳定,政府要考虑的不能只是下一次的选举,而是长期问题。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政治环境,可以讨论新加坡的基本利益是什么?国家发展的基本方向是什么?这些前提,必须有清楚的认识,一旦这个大方向决定了,细节可以讨论。

  我们的领导人物,必须是人民可以尊敬、支持的。如果人民不支持领导,或鄙视领导,是不像样的,这对国家不好。

问:你这样说,许多台湾人都会很有感触。

答:先进国家的调查,像西方国家对政治人物的社会声望调查,结果政治人物的排名,还排在二手汽车推销员之后。

  不是说政治家必须高高在上,而是说领导人至少有责任,注意自己是社会的公众人物和舆论领袖,要时时留意自己的行为举止。人民对你有所期望,你也自己应该知道怎么做。

问:2004年你就任总理前曾访问台湾,最后可否分享你对台湾的建言?

答:你们有很多人才,经济、技术也很先进。在台湾所谓的中小企业,对新加坡而言都算是大企业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政治问题、还有两岸关系,如果处理好的话,台湾其实有很多优势。

《联合早报》
(编辑:苏亚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