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总检察长专访 温长明：不知薪水有多少

韩宝镇　郑靖豫 (2008-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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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连自己的薪水是多少都不知道。”

　　刚在本月11日上任的总检察长温长明教授（52岁），昨天被问及是否知道属下副检察司的起薪时，透露他并不清楚具体数额，更直言连自己如今的薪水也不晓得。

　　“钱”字摆一边，事实上，他苦口婆心地向修读法律的学生说的也正是：“法律并不仅是关于赚取很多很多的钱而已，也关系到司法正义（justice）。”

　　温长明接受本报访问时披露，他为招揽人手吃紧的副检察司，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新加坡管理大学向修读法律的大学生演讲，鼓励他们加入法律服务时，就是这么告诉他们的。

　　他会趁学生们还未到大学三四年级前，先把这个观念灌输给他们。

　　他说：“我希望他们当中有些有得到启发，说‘这是公共服务，就试一试法律服务吧’。”

　　所谓法律服务，是由司法及法律两个枝干组成，前者由大法官领导，后者则由总检察长带领。

招聘副检察司非常困难

　　　他说，在目前的市场中，招聘副检察司是非常困难的工作，副检察司人数方面的短缺达20％。总检察署目前有130人，当中约80人是副检察司。

　　在留住人才方面，他指出，副检察司流失部分跟工作量、薪金及同上司的关系等方面有关。

　　温长明说：“我们不能责怪那些说‘我要赚更多钱’的人……不会跟他说你一定要留下来。我们从另一方面着手，跟他说‘你做得很好，这份工作是值得做的，请多呆几年时间’之类的话，来劝他们继续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谈到招揽法律服务人才，除了金钱以外，还有什么其他困难，他直截了当地说，基本上还是金钱方面的困难。

　　虽然法律服务的薪金具有竞争力，可是说到招揽顶尖律师，还是无法跟他们的薪金匹敌。顶尖律师加入法律服务，薪水都会大幅度缩减。

　　他猜测，新任律政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尚穆根和高庭法官VK拉惹卸下律师袍，接下新任务，每月薪金就缩减了六位数。

　　至于刚在今年受委为高级律师的梅达顺，之前从律师身份转任高庭司法委员，也是如此。梅达顺已重返律师界。

　　温长明说：“我们的极顶尖律师薪水都非常优渥……（如果）你是说要（从顶尖律师中）招聘比如副总检察长层次的人，我不认为我们负担得起。我们必须靠他说‘我是为了公共服务而这么做’。”

　　问到他是否有意招揽中途转业的律师成为副检察司，温长明说，他主要是希望年轻人加入法律服务。要从现有律师当中去招揽副检察司并不容易，因为他们并不会觉得有什么奖励吸引他们。

　　他说，他想吸引的还是那些想上法庭的年轻律师。年轻律师尤其是在大型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一般工作几年还未承办什么案件，客户也不会信任他们。

　　可是，副检察司则一般在工作一年后就有机会独当一面。对于那些喜欢诉讼的律师，法律服务是再适合不过的。

　　此外，律师代表的只是他的当事人，可是副检察司代表的是国家。“我们说的是，我们是在确保强奸犯、杀人犯和毒贩都被关起来。”

　　询及是否会考虑上调薪金，他透露，由于受到政府部门薪金制的限制，能做的有限。以起薪来说，副检察司的月薪虽然可能还不太具竞争力，但是年薪配套还是很不错的。

　　至于他认为怎样才算是一个好的副检察司，温长明指出，好的副检察司或许要具备坚实的常识（solid common sense）。

　　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不需要在学识上聪明绝顶，却无法看清对错的人。”

副检察司做些什么？

　　副检察司身负重任，除了充当主控官，在初庭和高庭提控刑事罪犯，他们也负责涉及初庭及高庭判决的上诉案件等。

　　在接到各执法部门的调查报告后，副检察司也着手评估是否有人已违法，并决定要对被告提控什么罪状。

　　副检察司的职务还包括为其他政府部门及机构，提供在刑事司法方面的法律咨询。

完全开放本地法律服务业是“政治问题”

　　本地是否会完全开放让外国律师在这里执业？

　　针对这个问题，温长明教授道出了他的隐忧。他担心不谙本地微妙的风俗民情和那些强调权利、不妥协的外国律师，可能会引起纷争。

　　在昨天的专访中，温长明回答有关完全开放本地法律服务业，允许外国律师在这里执业的问题时坦言，这是个“政治问题”而非法律课题。

　　目前，总检察署管制外国律师。刚出任总检察长的温长明认为，完全开放与否的关键是本地市场是否能接受这些外国律师。

　　外国人不在本地成长，不熟悉一些不明文的习俗。例如，新加坡人知道回教徒不吃猪肉，所以我们不会叫他们“猪”。外国人就不清楚当中的敏感性。

　　温长明也提到那些崇尚权利的外国律师：“他们持有对抗性的看法，他们不追求和谐，他们不讲究妥协。他们崇尚的是‘我有权利，我要争取我的权利，直到我胜利为止’。”

　　有鉴于此，如果新加坡招揽具有这样态度的律师，可能会引发问题。

　　此外，他也担心开放将造成社会问题。他补充说：“我们不要本地有大批的廉价律师，提供廉价服务。一分钱一分货。如果你聘请廉价律师，你将获得廉价服务。”

　　因此，当局必须谨慎研究要让多少外国律师在本地执业，其他考虑的因素包括他们来自哪些国家等。

　　另一方面，当温长明在比较外国司法制度跟本地的不同之处时，也提到外国只是推崇权利，不谈责任，甚至出现这些国家因必须执行规定而感到抱歉的情况。

　　他举例说，当有人受规定所影响时，对方会说这是个愚蠢的规定，不肯遵守，且向当局挑衅，造成一个不和睦的环境。

　　“如果你时时只专注于权利，那么你在制造纷争。”

　　在温长明担任新加坡驻欧洲多个国家大使的九年里，他看到外国的政治家开口闭口谈的都是权利，而不是责任。这些政治家经常以权利为名堂来教训人们。但是，他们却不研究究竟他们的社会出现了什么问题。

　　温长明认为，如果新加坡也一味地追求权利，那么只要一代人的时间，我们就会后悔了。

父母让他自由发展

　　父母没限制温长明教授的职业选择。同样的，他也将让他的一对孪生儿子有这样的自由。

　　温长明昨天也简略地谈到他的家庭。他的父亲（77岁）和母亲（75岁）退休前分别为校长和教师。虽然父亲为一校之长，但对他和弟妹的管教不会特别严厉。

　　他说：“我们是峇峇（土生华人）家庭，有的是一般的峇峇家教，说的是峇峇马来话。中四毕业前，我都是修读马来文。”

　　“峇峇”是土生华人男性的称呼。

　　温长明在巴西班让甘榜长大，当时多数同学都是马来人。他缅怀这段快乐日子时说，同学之间不分种族和肤色，经常玩在一块儿。

　　此外，他也说，他的父亲并没左右他的职业选择。同样的，他也不会强制能言善道的孪生儿子继承他的衣钵。对于他目前在莱佛士初级学院念二年级的孪生儿子是否也想从事法律行业，温长明回答说：“这要问他们。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我们让他们自己作主。”

　　不过，其中一个儿子喜欢理论，可能会与父亲一样，披上律师袍。

　　温长明的妻子是他的大学同窗，目前是家事法庭的副主簿官。

没刻意安排的人生

　　对于自己的事业发展，温长明教授似乎从未刻意做过什么安排，就连当上总检察长原本也不在他的选择之中。

　　温长明坦言,他从来不会去计划下一步要做什么，要扮演什么角色，“我的人生并没有经过什么规划”。

　　看他每一回被委以重任，却又游刃有余，让人不禁觉得，一切似乎显得偶然，又那么不期然而然；他的事业就像是一盘未经过筹划，却又打得异常漂亮的棋局。

　　温长明担任过学者、官委议员、驻外大使，如今成为总检察长，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记者问他是否还计划扮演什么角色？

　　他笑着说：“我从来不计划下一个角色，下一件事自然而然来临，我唯一自告奋勇的是成为学者。但即使是这件事，其实也不在计划之中。”

　　身居高位，温长明还是直话直说，坦率程度令人莞尔。然而他为人也谦虚，记者说他未经筹划却能把角色扮演好时，他并不居功，还说做得好不好，得由他人评断。

　　“基本不论工作是什么，我都会尽力去做……没有秘诀，没有妙方。如果我做不了，我就说我做不了；如果我能做，我要把它做好。”

　　温长明的人生确实有不少看似偶然的机遇。

　　大学时代，他获得发展银行（现星展银行）奖学金修读法律学位，原本可能成为银行家。

　　可是，1981年，在大学成绩放榜后，他获得法律系一等荣誉学士学位，大学却问他是否愿意转为在国大法律系履行奖学金义务，在那里执教，他同意了。

　　他说，如果他当初成为银行家，走的将是一条迥然不同的路。

　　温长明从1992年至1996年担任官委议员。他后来出任新加坡驻比利时、德国、梵蒂冈和荷兰大使。

　　他当了九年大使后，因不希望两个孪生儿子对自己的国家陌生而决定回国。他原本计算回大学执教，却被“上头”邀请加入总检察署。

　　他说：“我说，好的，我并不是很想这么做，可是既然有这份差事要做，我又能胜任，就做吧。”

　　问及当初有被通知最终会成为总检察长吗，他说：“新加坡的运作方式并非如此。基本上，他们说，你来做，我们会观察你……他们有说在考虑（是否）让我做，但并没有作出什么承诺。”

　　他还透露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那就是，国大法学院还保留着他的办公室，里头还有他的“箱子和书籍”。

　　他是在2006年10月担任第二副总检察长，隔年7月升任副总检察长。温长明还未对总检察署定下新计划，但透露总检察署会有一番重组和人事变动。

　　自称保守派而非改革派的他说：“我们有新律政部长，我们有新副总检察长，我们需要时间沉淀。我没有宏图大计，在一段时日内会大体还是一样。这将是渐进发展，不是革命。”

《联合早报》
（编辑：苏亚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