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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冠中:思想的宜居比身体的宜居重要
陈冠中:思想的宜居比身体的宜居重要
佟彤(北京特约)
(2008-05-11)
香港“城市生活文化评论”的先行者,已出版《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香港三部曲》等著作,监制、策划了包括《等待黎明》《花街时代》等著名香港电影,并发行了在中国大陆极其畅销的艾敬唱片《我的1997》的陈冠中,目前住在北京。他选了与北京老城区比邻的CBD,那是个闹中取静的地方,交汇着老北京的质朴与新建筑的摩登。
从1990年代起,陈冠中就穿梭于中国大陆、台湾及香港之间,从事媒体、文化和娱乐产业经营。他在上海出生,香港长大,住过台北,现居北京,“50年来把自己搬来搬去”的经历,使他同时具备了以文化人和市民的眼光评价城市的双重身份。
最宜居的城市是台北
说起曾经住过城市的宜居城市,陈冠中脱口而出:台北。
“1960年代中开始,香港移山填海地建高楼,在我的想象中,明日之城是一个由光亮高楼和巨型室内商场组成的城市。”以这种审美想象来看,陈冠中觉得台北不够“现代”,甚至很丑,但他至今不能否定的是台北不错的“生活质感”,这个感觉后来变成了陈冠中评价城市时首先想到的“宜居”。所谓“宜居”,就是城市的设计要以人为本,为生活提供最大的便利和亲切。
对“宜居”的深切体验,使陈冠中想到了一个话题,特别是当下各国各地区将设计创新放在第一位,他急于表达的是:“设计师要有责任感”,这个责任落实到城市设计,就是要使居住者“宜居”。
这个感触也许更多来自于北京的。
| | 陈冠中参与策划的唱片:艾敬《我的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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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每个初入北京的外乡人一样,陈冠中对北京的评价是气势恢宏,符合大国之都的气量。“北京的建筑看上去都很高大、漂亮,这是个适合朝拜的城市,但是生活的话,我没办法认同。因为每个楼都是孤立的,楼与楼之间没有移行地带,一个跟一个是隔开的,要坐车才能过去,所以我说北京就像‘飞地’一样,到一个地方只能办一件事。楼间也有绿地,但不是能进入的,不会有人在那里休息、看书、散步;那只是被刻意制造出来的‘失落空间’,空旷更加强了人们的疏离感。”
这使陈冠中想象一个好公园:在林立的写字楼中间,有一条狭长的绿色地带,人们可以坐在树下吃午餐,躺在长椅上看书或午睡,哪怕没有经过精心的设计,甚至只是用原生的植物,但它是最理想的城市公园。
在陈冠中的肯定与否定中,无形中描绘出了陶渊明《桃花源》里的景致:“仟陌交通,鸡犬相闻”,这种晋代文人笔下的意境就是陈冠中希望设计者具备的责任感,是对居住者的责任,也是对社会的责任。
陈冠中说,责任感另一体现是在设计中贯彻节能、环保的观念,后者于陈冠中是根深蒂固的——上世纪80年代他在香港组织“香港力量”的环保组织,率先提出人们还没意识到的绿色观念。受访前,陈冠中刚被世界绿色和平组织选为新一届国际董事,今年之后他会把更多精力投入其中。
选北京不是为了宜居
陈冠中的家旁边是北京著名的“世贸天街”,两个写字楼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天幕电视,这是北京城市升级改造过程中一个显眼的标志。“当初看楼盘时,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楼盘的一个开发商是香港人,心想应该不会上当,就买了。”
陈冠中的窗外曾经是CBD火热的建设工地,放下竹帘之后就是他能迅速回到体验评价一个城市的小天地。100多平方米的房子,在香港算得上豪宅了,但出身南方的陈冠中需要忍受北京干燥的季节和城市设计不合理带来的不便利。但选择落脚在北京有比“宜居”更重要的理由:“宜居并不是人或者说文化人选择定居的唯一标准,如果是的话,云南应该有更多的居民,那里四季如春。”显而易见的是,思想的“宜居”远比身体的“宜居”重要。
| | 陈冠中监制的美国电影“Eat a Bowl of Tea”(吃一碗茶)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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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不是陈冠中陌生的城市。1992年,陈冠中带着投资意向来过。在亮马河大厦租了写字间,请来做饭的阿姨开着“流水席”,大地唱片、老狼、丁薇、艾敬的“1997”、出版业、儿童产品……奈何机缘未到,陈冠中一度回到这次尝试的起点,却为他留下一群朋友:《三联生活周刊》的董秀玉、沈昌文;唱摇滚的崔健、画家陈丹青还有作家王朔……他们是北京令他激动并且留恋的理由之一。
陈冠中以文化人的眼光评价“宜居”:宜居的城市往往趋于成熟、稳定,但同时的问题是经济发展趋于缓慢,比正在发展的城市失去了增长的机会。比如台北,“从居住的角度,台北是最宜居的城市,可惜,台北也是被世界遗忘的城市。”
一个旺盛的大城市不可能只是一个居住城市,它必须要有经济活力,要成为全球经济节点的城市,这正是北京的特点,“不管怎么改,还是华人城市中当然的文化中心,其他城市是无法替代的,所以没办法,我这样的文化人只能住在这里。”
在北京,文化创意是近年来频繁被提到的概念,政府希望以文化创意来拉动经济形成创意产业。这是目前各大城市不约而同瞄准的目标。最好例子当属80年代之后十年的香港、电视剧引领“韩流”的韩国。影视所表达的通俗形象使人们轻而易举地认识并记住了原本边缘化的城市。
在对最能体现文化创意的影视创作,陈冠中毫不吝啬地将“第一”的位置给了中国大陆,视野、资源乃至“跳舞”时不得不带的“枷锁”有助他们提高创意能力;但对后者,他觉得不是中国独有,虽然中国电视剧的制作费远远低于播出渠道流通过程的费用这个始终改变不了的状况,是国外市场少见的体例。对不同地区国家文化的了解让陈冠中见怪不怪,整个采访中,他始终用平和包容的语气评说已经到来的,和即将开始的壮阔波澜,这也许就是他现在最称职的本职。
在陈冠中的《我们这一代香港人》书中,他将自己在1950年代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称为“名副其实的香港人”。他上一代的香港人是“临时居民”,抱持过客移民心态。而他这一代香港人的人生经验在香港形成,也有机会主义的特点,正如中国大陆现在的这一代,因为经济腾飞获得了许多机会,“那时的香港或许是今天的中国大陆的一个参照。”
经历过香港巨变的陈冠中显然又赶上了一次见证历史的机会,只是现在的他,已经可以为即将到来的变化提供理性的经验了。
和香港一样,陈冠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着绝对的信息优势,“以前我回香港,很多人都只关心香港本土的问题,视野很狭窄;我跟他们说,这些问题相对于中国现在的变化,实在太微不足道了。中国大陆这样大,非常有活力。”
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陈冠中决定在家写书,原因是:“现在能教给别人的东西少了。1992年刚来时,我知道商业上应该如何运作,一下就能列出很多点让人家去学,但现在中国大陆发展这么快,我觉得没有什么差距了。”
这也是为什么他喜欢把目前专职写作的状态称为“没做事”的原因,这样的状态似乎更适于将以前的经历进行思考,“这两年我主要在北京写文章,很想写一些长点的文章。我以前忙于工作,没有时间写作,现在打算写一些有关城市建筑、媒体和文化方面的。因为我在香港、台北和中国大陆都呆过,可能能提供一种带有反思性质的东西。”
陈冠中小档案
●原籍宁波,1952年出生于上海,长大于香港的著名文化人。先后就读于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系及美国波士顿大学传播学院。
●1976年创办香港《号外》杂志并任总编辑及出版人至1998年。曾监制及策划多部香港及美国电影的制作;从1990年代起,穿梭于中国大陆、台湾及香港之间,从事媒体、文化和娱乐产业经营,目前住在北京。
●香港“城市生活文化评论”的先行者,已出版《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半唐番城市笔记》《香港未完成的实验》《波希米亚中国》及《香港三部曲》等著作。
《联合早报》 (编辑:苏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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