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左的儿子 王乙康：父亲解放了我

韩咏梅 何惜薇(2011-04-10)

　　王乙康小时候的记忆里，父母亲有几个老朋友，他称他们“清祥叔叔”“翠云阿姨”。有一次，父母常去的诊所换了一位“傅树楷医生”，他们回到家时很兴奋地一直在谈论着这位老朋友。有时在餐桌上，父母还会聊到谢太宝、蒋清潭这些名字。

　　他并不知道这些“叔叔”都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

　　没能从课堂科目中认识新加坡的政治史，王乙康长大后才从一些文章中重新认识这些名字，后来又看了《李光耀回忆录》等书籍，父亲王连丁参与过的那段历史才渐渐在他脑海中清晰起来。

　　他说：“工作以后才开始和父亲在吃饭时谈往事、谈政治，比如说他当年并不同意李绍祖（社阵主席）到议会外斗争的做法，李绍祖说这是林清祥的意思，其实林清祥还在狱中，所以我父亲不相信。不过为了共同进退，他和其他社阵议员一起走出国会，但是他们也因为失望而走出社阵、走出政坛了。”

小时候以为父亲是包青天

　　离开政治舞台后，王连丁的身份从议员，变成观赏鱼商，每天在鱼场里忙进忙出。但是王乙康对父亲的深刻印象，始终是那个经常帮助别人学得一技之长的长者，有了一技就能餬口。例如父亲会很用心训练在鱼场工作的叔叔们。而早年居住的乡村里需要一些设施，他也会拿出自己的钱来修建。

　　所以即使小时不是很明白父亲当议员是什么意思，但相信是造福人的。他说：“记得当时在播映电视连续剧《包青天》，在我意识中，父亲以前的职业好像不寻常，可能就是‘包青天’。”

2006年父亲要他“等多一下”

　　1969年出世的王乙康在没有政治教育的环境中成长，在南洋小学、海星中学、莱佛士初级学院求学，后来获得奖学金到伦敦经济学院念书。

　　毕业后在公共部门当行政官，事业一帆风顺。2000年至2003年在贸工部任职期间，曾担任新加坡和美国谈判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副首席谈判代表，在2002年至2004年担任李显龙总理的首席私人秘书。

　　王乙康在很自在的访问中多次称自己是“老左的孩子”，而这样的背景能在行动党体制内不断晋升，还当上总理的首席私人秘书，他的父亲有何感想？

　　“我觉得父亲是高兴的，因为他最担心自己的政治背景会连累到孩子。看到自己的孩子可以当总理的首席私人秘书，我觉得他很欣慰。”

　　不过，更大的挑战是自己准备做白衣人。早在上届大选前，就盛传他可能是行动党的候选人。

　　王乙康说，2006年他确实受邀加入行动党的队伍，他首先请示父亲。

　　“我父亲说：‘新一代了，现在的领袖不一样了，从政也可以为人民做一些事，不过你能不能等多一下？’”

　　当时他感觉到父亲心里的挣扎。回家后和太太商量，她也觉得太突然，而且孩子还小。

　　那段期间，外交部长杨荣文约他吃饭，了解他父亲的迟疑后，很快理解他父亲的心情，并告诉王乙康：“不论你做什么，不可以让父亲蒙羞。”

　　王乙康说：“既然两个对我最重要的人都不支持从政，我回绝了那次的邀请。”

骨肉亲情超越政治喜恶

　　两年后，行政部门把他借调到职总。这时的他已经知道父亲在政坛中的经历，父亲曾经是SATU一分子，虽然不是工会领袖，不过当年SATU和职总是敌对的，所以他又为加入职总请示父亲。父亲劈头就问：“你去NTUC干嘛，要搞革命呀？”

　　王乙康感觉到虽然父亲带着一点开玩笑的语气，但内心深处应该是回想起自己年轻时，SATU和NTUC的斗争，那是非常辛苦的。不过，他也知道父亲并不反对他加入职总，为工友争取利益。

　　也许是看到儿子在劳动力发展局和职总的工作，知道孩子是在协助工人提升技能，而掌握技能也是自己过去不论从政还是从商时最关心的，王连丁老怀宽慰，也很自豪，报纸刊登儿子的新闻，他都会剪下来收藏好。

　　他甚至告诉儿子良好的劳资政关系有多重要。

　　“他这么说不是为了给我忠告，而是在安慰自己。接下来两年我们每星期见面都会谈到我的工作和参政的事。”

　　王连丁在当议员时，最关心的课题之一就是工人的就业问题，他的两个弟弟就是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接受训练，获得一技之长。王乙康想到自己在劳动力发展局和职总的工作就是帮助工友获得证书，提升技能，感觉自己在不知不觉中继承着父亲的志向。唯有一点他和父亲看法分歧，王连丁很怀念以前乡村的互助生活，他常告诉儿子，如果我们的社会不是那么富裕，穷一点，温馨一点，会是一个更好的新加坡。

　　从2006年到两年前王连丁患癌病逝前，王乙康发现父亲已经解开他加入人民行动党的心结。

　　“对于我参政，父亲的矛盾不是政治理念上的，而是一种对过去的心结。我的结论是，他对子女的爱惜，超越了对以前政敌的厌恶，所以就像当年解放我哥哥，让他移民到澳大利亚一样，他最后也解放了我。”

法规制度必要时可破例近人情

　　父亲卧病在床，希望有机会看到儿子成家，准儿媳妇却无法申请到从中国入境的签证，准新郎心急如焚。目前在加基武吉区基层服务的王乙康，注意到这准新郎屡次在议员接见选民时到场求助，决定与有关当局沟通，希望当局网开一面，让准新娘前来完婚，帮忙了却一个父亲的心事。

　　王乙康说：“我知道准新娘子不能（即刻）成为永久居民，但可以让她进来结婚，一了准新郎父亲的心愿。”

　　议员每星期接见选民时总会接获100多宗求助个案，王乙康打算从中筛选三宗“比较情有可原，但不符合条规的特殊案例”，再向相关政府部门特别陈情，希望能争取当局通融谅解。

官员多通融　社会更宽容

　　在近90分钟的华语专访中，王乙康多次重复了解民生、贴近民情的理念，认为治国必定要有一套法规和制度，但必要时也应该破例，让措施更近人情。

　　他当行政官的过程当中，看过过去出色的常任秘书如林祥源、许文远、张奕民等如何不墨守陈规，不畏承担后果，从国家长远利益和兼顾人情的角度去破例。这些早年的“教育”不知不觉启发了他。王乙康坦承，破例、通融有时会造成不良后果，例如上述准新娘完婚后可能不肯回去。但他愿意在做了充分评估后，选择冒点风险，成全人情。

　　他说，新加坡的条规多，而公共服务制度已经相当成熟和稳定，如果能赋予高级公务员权力去做决定——不只是依照规则做决定，从不犯错的角度做决定，而是在碰到特殊情况时更有伸缩性去权衡处理，那可能会有更多人受益。破例者可能不是每次都做对，但我们的体制如果能更宽容对待破例或通融的结果，整个社会更有人情味。

　　他说完意识到自己一再地强调人情味，突然有感而发：“我越来越觉得说话好像我爸爸。”

关心“可以吃的”

　　王乙康是新加坡精英制度下的佼佼者，但草根性很强，也很务实。他说，和“知识分子朋友”谈论两党制和政治竞争等话题，他会感到“一点点不自在”，因为谈的都是“比较抽象，很难想象对工友有什么益处”。

　　他自认在思想上与职总秘书长林瑞生比较接近：“我们谈的都是要‘可以吃的’（即生计），是要怎样实在地帮工友。”

　　事实上，早在2000年至2003年在贸工部任职期间，他担任新加坡和美国谈判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副首席谈判代表时，谈判对手虽是美国的律师等，对话征询意见的是商界，但他明白谈判的最终目的是保障国人的就业条件和机会。

　　当时担任贸工部长的杨荣文向王乙康解释这个协定能如何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只要新加坡能进入美国市场，人民的工作就有保障，就能受益，谈判如果成功，“就能保障多一代人的生活”。

　　王乙康说，“我心里想，能保障多一代人的生活，这值得做。把相当大的项目实际化后，我就有了加以落实的推动力。”

选后将继续职总的工作

　　不管在来届大选结果如何，王乙康已决定继续职总的工作，尤其不会放弃他目前所负责的全国交通工友联合会的工作。

　　这名偶尔会在言谈中自然“流露”两句福建话的工会领导，已跟交通工友们建立很好的兄弟关系。交联会的几个会员正在教他唱时下热播的台湾电视剧《爱》的主题曲《我问天》，让他不至于只能以《爱拼才会赢》一曲走天涯。

王雅兴带他“拜码头”

　　能够与工会领袖和会员打成一片，王乙康感谢交联会名誉顾问王雅兴当年带着他到各个巴士“车头”和转换站“拜码头”。

　　有40年工运背景的交联会西区分会主席王友盛（63岁）说，虽然丝毫不认识和了解王乙康，但既然由王雅兴这名前“老板”“带进来”，大家就带着拭目以待的心情观察。

　　没想到，这名文质彬彬的代执行秘书还未被“扶正”，还真的往巴士“车头”和转换站钻，实地了解情况，并且着手帮工友解决大事小事。

　　王友盛说：“工友说转换站应该有车位让他们停电单车，王乙康就去张罗；反映休息室太小，他又去扩充。渐渐的，大家都对他有了好感。”

　　交联会秘书长范清坡（51岁）则说，王乙康正式当执行秘书后，与大家商量把部分工会资金进行投资，使工会财政状况成为众多工会中“数一数二”的。此外，许多工友觉得戏票太贵，不舍得看电影，王乙康于是经常举行电影招待会、津贴戏票，工友只需花三元就可看电影；其他还包括他颁发更多助学金，让更多低收入工友的孩子受益等。

　　范清坡说：“我们当然期待他会做出更多改革，不过，我们也为他中选后可能担任政治职位，被分派到别的地方去，做好了心理准备。”

2006年首次受邀参政　妻子有所保留

　　2006年王乙康第一次受邀参政，不仅他的父亲要他再等一等，他的妻子郭新玲也有保留。

　　郭新玲是职业女性，工作也很繁重，那个时候两个女儿一个4岁，一个6岁，她认为丈夫在那个阶段不应该从政。有一天，王连丁送一张字条给媳妇，上面写着唐代诗人王昌龄的一首诗《闺怨》：“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郭新玲知道，家翁通过这首诗告诉她，如果丈夫真的从政，她必须做好心理准备，而王乙康也通过父亲送的这首诗，了解父亲对他从政的一点顾虑，决定暂时不进入政坛。

　　现在女儿较大了，母女三人都渐渐适应了王乙康过去在公共部门而后在职总都很忙碌的生活，而最近，他更忙于准备参政与基层的工作。以前两个孩子每晚睡觉前都会去找爸爸抱抱，最近两个月她们已经习惯爸爸在他们上床前还没有回家。

　　有一次王乙康问9岁小女儿，大选要爸爸赢还是输？她说：“50-50啦，如果输了，爸爸会常在家。如果赢了也好，可以做好政府，帮助别人，那也不错。”

王连丁

王连丁与社阵

　　王连丁生于1936年。他毕业自华侨中学，1960年开始积极参加农村居民的团结教育工作，曾担任新加坡乡村住民联合会财政、副总务和组织秘书等。

　　1961年，人民行动党因为新马合并的课题内部分裂，以党内左翼工会领袖林清祥为首的一批行动党人退党，另外成立了社会主义阵线（社阵）。1963年2月，英国殖民当局和新马两地的政府联合发起名为“冷藏行动”的大逮捕，把林清祥、方水双、傅树楷医生、林福寿医生和普都遮里等100多名社阵的主要领导人和骨干党员逮捕。社阵在失去强有力的领导和骨干之后，元气大伤。

　　1963年，27岁的王连丁代表社阵出战武吉班让区，击败了行动党的李炯才进入议会。那一年行动党在51席中获得37席，社阵派出46名候选人只获13席，同一年进入议会的还有当时只有22岁的谢太宝。

　　1966年，李绍祖带领一批社阵议员“走出议会”转向街头抗争。王连丁虽然不完全赞成李绍祖的决定，但为了共同进退也走出议会。同年，由于对李绍祖和社阵的失望，他决定走出社阵，退出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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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编辑：黄秀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