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总秘书长林瑞生：劳资政协商更透明

何惜薇　林慧慧 (2011-06-26)

　　劳资政三方的密切协商与协作是新加坡巩固社会与经济建设的一大基石。面对常见波动的环球局势与经济不明朗大环境，加上生活费高涨和整体劳动队伍对职业需求与发展的期望日益复杂的压力，全国职工总会已在重新思考它所关注的两大核心课题：如何有效提高生产力，进而提升新加坡人的实质工资。在这课题上，劳资政的协作方式又应如何重塑（reshape）或调整来达到目的？职总秘书长林瑞生在大选后作的首个专访，向本报记者层层分析他背后的思考。争取让“亲商”与“亲工友”的作法能相互挂钩、增加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以及向没有成立工会的企业施压要求落实人力政策，是职总下来重塑劳资政协作方式的三大环节。

　　全国职工总会探讨打出提高生产力的革新版“组合拳”模式，除通过财务津贴协助企业提高生产力外，也让能达标的企业能适度增加所需的外劳配额或扩大外劳来源作为一种奖励。

　　职总秘书长林瑞生日前接受本报专访时说，这样的模式其实是把一直被视为“亲商”和“亲工友”的作法更有意识地挂钩起来，以鼓励更多行业和企业带头提高生产力，从而推高员工的实质工资。

　　职总去年8月推出增长与同惠计划（Inclusive Growth Programme，简称IGP），为雇主提供培训和添置机械等津贴，希望生产力的提高刺激业绩后，雇主能与员工分享盈利，从而推高员工的实质工资。然而事与愿违，职总发觉不是每个行业和企业都积极地提高生产力，当中不少反而“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如何雇用更多外劳”。

　　林瑞生说：“我们（职总）热切希望提高生产力和工友的薪水，雇主却要有更多外劳，那不如把两者挂钩。如果增长与同惠计划的一揽子奖励中也包括外劳配额或外劳来源，或许能进一步鼓励行业或企业带头提高生产力。”

　　以此类推，如果把雇用年长员工作为雇用外劳的“附带条件”，就能更全面地鼓励雇主雇用年长员工。

　　亲商和亲工友　互相挂钩更有效

　　林瑞生说：“很多商家希望能雇用更多外劳，如果能放宽相关政策，这是‘亲商’；另一方面，许多年长工友难找到工作，如果能帮助他们，就是‘亲工友’。在过去，‘亲商’和亲工友’的概念是分开来的，但如果能相互挂钩其实更有效，两者之间可取得更好的平衡。”

　　他强调“亲商”和“亲工友”不是相互排斥的观念：“鼓励商家雇用更多年长工友，其实是为他们扩大人手来源，也是种‘亲商’的做法。”

　　新移民、外劳课题是刚过去的全国选举备受关注的一个议题，《亚洲周刊》评论新加坡大选的特稿就直指“新移民、外劳成选战箭靶”。但林瑞生认为，人们的矛头不是指向他们，而是因为生活费上涨觉得应改进就业情况，尤其是针对工作待遇和事业发展前景等而言。

　　“当我们提到把外劳（配额和来源）与生产力或雇用年长工友挂钩，或者为外来专业人士、经理、执行人员和技师（PMET）人数设顶限时，我们都是从新加坡人的角度出发，希望生产力提高后，工资可上升。”

　　政府的长远目标是在十年内把国人的收入提高三分之一，并使生产力每年提高2%至3%。

　　而无论是把外劳配额和来源与生产力或雇用年长工友挂钩，还是为外来PMET人数设顶限，减少企业对外籍员工的依赖，这些建议最初都由工会领袖提出。林瑞生未征求其他劳资政伙伴的意见，就率先在本月初向媒体介绍了这些建议。

　　林瑞生形容这么做是“调整劳资政协作模式”、“突破过去劳资政协作的种种假设”。

　　他说，工会领袖的反馈以往都在闭门会议中提出，并在整个工运有了立场后，进入劳资政协商阶段，最后在三方都达到共识后才对外公开。许多人因此都不明白决策过程的种种考量，对工运的认识也就有了偏差。

　　林瑞生认为，尽早反映工会领袖和工友的心声，也能让劳资政伙伴体会解决问题的迫切感，对加速决策有一定帮助。他形容整个过程有如建高楼，原来打地基时大家都没留意到，一直到盖楼的时候大家才注意到，就以为盖楼的速度很快。而尽早反映工会领袖和工友的心声，则有如让大家也看到打地基的阶段，因此以为盖楼过程缓慢。

　　职总过去也曾在劳资政伙伴未达到共识前，就替工友争取利益。去年4月经济强劲回弹、失业率降低时，林瑞生率先呼吁政府上调雇主公积金缴交率，也希望雇主支持这建议。

　　林瑞生说这次作法不是常规而是个例外，但今后职总会更公开地反映工友或工运所关注的课题。

　　“这并不表示我们会采取对抗的立场，而是希望加快劳资政产生共识的过程，使工运关心的课题得到更大关注、讨论和更快速的反应。”

　　职总也意识到不能只由有工会的公司带头落实人力政策，也得对没有工会的公司“施压”。林瑞生说，目前职总是突出有工会的领域值得效仿的做法，往后也将聚焦不设工会的企业的负面个案。

　　职总接班人计划没被打乱

　　尽管本届大选后两位在职总担任要职的工运议员调离职总，而备受看好的一个领导层“接班人”也没被选入国会，林瑞生说他在接班人方面的规划并没有被打乱。

　　一直以来，职总都坚守与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的共生关系，部分职总中央执委同时是国会议员，也不时有工运议员受委担任政治职位。林瑞生曾形容，职总中委其实是“民选基层工会领袖与专业领导人的融合”。

　　这次大选过后，职总原副秘书长哈莉玛和原助理秘书长杨莉明因受委政治职位而离开职总，使职总不得不重新部署领导层人选。

　　在大选中代表行动党竞选阿裕尼集选区但败选的王乙康，获擢升为职总副秘书长。他因为先前从政府行政服务借调到职总当助理秘书长，被视为是职总新一代领导层的一个要员。

　　林瑞生说，职总培养领导人的工作不受大选结果影响。他曾数次表明希望本届大选是他最后一次参选，但在日前的专访中他说：“最终的时间表由总理决定。”

　　他也说：“准备确保年轻一辈的领导班子就是我的责任，也是每个领导的责任。不管本身什么时候交棒，我们的责任是在职的一天，就尽全力服务。”

　　林瑞生也对新的领导团队赞赏有加，认为他们不但办事能力强，对工运也充满热忱。

　　除王乙康外，职总的另一位副秘书长是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王志豪，两位助理秘书长则是兼任职总工业关系署署长的詹惠凤，以及工运议员成汉通。

　　至于本次大选中由职总推荐首次参选的其他新人，也都在不同的职总岗位上为各社群争谋福利。例如，白沙—榜鹅集选区议员再纳主管合约工人、散工和低收入工人的事务；义顺集选区议员郑德源着重探讨专业人士、经理、执行人员和技师（PMET）相关课题；蔡厝港集选区议员任梓铭协助确认如何吸引年轻人加入工运；败选的行动党后港候选人朱倍庆受委为职总工业关系署副署长，而宏茂桥集选区议员洪鼎基则继续担任就业与职能培训中心总裁。

　　为外来PMET设顶限还在讨论中

一些金融业PMET申诉，占据了高层职位的外来人员导致他们的擢升机会受限，全国职工总会本月初抛出给外来PMET人数设顶限的建议，在民间和网上引起不小的反响。（档案照片）

　　新加坡近年引进不少外来的专业人士、经理、执行人员及技师（PMET），引起本地人不安。全国职工总会本月初抛出给外来PMET人数设顶限的建议，在民间和网上引起不小的反响。

　　这项建议最终是否会落实，林瑞生认为现在还言之过早，不过他指出，其实在目前完全没有设限，以及如工会领袖所建议、加设一个人数顶限的这两者之间有很多折衷选项，他希望各方可以针对这项建议进行充分的讨论后才作出决定。

　　目前，人力部只对中低技能水平的S准证和工作准证持有者设定配额，当局并没有对雇主所能聘用的就业准证（Employment Pass）持有者设限制。过去就有工会领袖反映，一些金融业的PMET申诉，占据了高层职位的外来人员导致他们的擢升机会受限；另外也有一些在金融危机期间遭裁退的中年PMET发现，经济复苏后他们的职位已由外籍人员填补。

　　虽然这项给外来PMET设顶限的建议在网上获得不少本地员工支持，不过也有不少雇主通过不同渠道向决策者表达他们的顾虑。要如何才能在接纳外来人才和保障公民利益之间找到一个折衷方案，这相信是劳资政三方要努力达致的目标。

　　林瑞生指出：“无论最终出台政策的是给PMET设人数顶限还是有其他方案，现在还不知道，但重点是，要是最终决定（给企业所能聘用）外来PMET人数设顶限，公众需了解为何资方会同意这么做。相反的，要是决定不落实这项建议，公众也需知道职总和资方的立场，以及为何最终决定不这么做。”

　　按照劳资政三方过去的合作模式，任何政策建议通常会经过三方代表闭门讨论、达成共识后才会对外公开。

　　工运现在要使得整个讨论和协作过程更加透明化，以便让人们更清楚看到工运的立场，以及工运如何反映工友心声。

　　所以这次由工会领袖所提出、给外来PMET人数设顶限的建议可以说是这个劳资政三方新协作模式的试金石。

　　在林瑞生看来，让原本闭门的讨论更早“见光”对工运和工友有好处，因为这可以让工友的心声得到更大的关注，而这种公开讨论有助给劳资政三方施加更大的压力达成比较亲工友的共识，进而加快落实政策的步伐。

　　问答录——最终目的是提高实质工资

林瑞生觉得外劳会成选战箭靶，是因为本地人不满生活费，觉得该改进就业状况。(档案照片)

　　问：在很多人看来，所谓的政策咨询和讨论其实都是wayang（马来话，做戏的意思），大都觉得其实决策者已经有了决定，所谓的公开讨论其实是表面功夫，这次工会推动劳资政三方协作透明化，是否担心人们还是会有这印象？

　　答：我只能说时间将证明一切。就如我最近公开指出工会领袖提出给外来PMET人数设顶限等三项建议后的隔天，我在一场劳资政代表午餐会上与全国雇主联合会会长李庆言会面，他问我：“要是媒体问起我的意见，你是否会希望我附和你的建议？”所以就如我在记者会上所说的，我并没有事先知会雇主和政府，（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及人力部长）尚达曼和李庆言都不知道，所以这算是wayang吗？

　　我告诉李庆言，要是你支持这项建议就直接表示赞同，要是不支持也明确表态，因为你必须反映雇主的心声。李庆言问我，那以前的劳资政三方协商过程将废除吗？我说没有啊，我从没有这么说，要让协商过程透明化并不意味废除这个过程。

　　问：可以不可以这么说：这次的大选给职工运动最大的启示是应该正视人民的不满情绪，包括为何他们有这些情绪？

　　答：我不会这么说，因为我们不是现在才正视国人不满的情绪，我觉得最大启示是，我们要意识到国人的期望已有所改变。

　　上个星期我到日内瓦出席国际劳工组织（ILO）会议，跟美国、英国、芬兰等好几个国家的工运领袖展开双边会议。整体来说，这些国家面对经济增长、制造就业机会、推动失业率下降的步伐不够快，以及25岁以下青年失业率高的问题，甚至有国家的青年失业率高达29%，换句话说，每十个青年有三个失业。它们非常羡慕新加坡有强劲经济增长、低失业率、能制造大量就业机会。我跟他们说，虽然我们有令人羡慕的经济和国人就业情况，不过我们仍面对要如何满足国人更期望让实质工资增长的压力和挑战。

　　以美国为例，他们的实质工资或中位数工资都没有显著增加，反而停滞不前，所以在他们看来，我国能在过去十年让国人工资增加1.5%已经很不错了。问题是我国的生活水平、生活费不断提升，员工的期望也有所不同，期望有更高工资。

　　问：输入大批外来人才让本地人在就业和生活环境上感到不安是这次大选的热点课题，如何确保本地员工利益获得更好保护是不是工运的当务之急？

　　答：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不在外籍员工，而是本地员工希望获得更好的工作、更好的工资，因为并没有很多人说政府应该完全禁止输入外籍员工，大家都明白没有这些外籍员工，本地许多工厂会倒闭、无法24小时运作。为什么明明知道需要外籍员工但还是针对他们？是因为国人对本身的情况不满意，随着我国生活水平提高、生活费上涨，新加坡人希望有更好的工作、更好的事业发展，所以当我们在寻找解决方案时，就需要着重在这点。所以当我们提出把雇主可雇用的外劳人数与生产力提升速度或是雇用年长员工的人数挂钩，又或是给外来PMET人数设顶限，最终的目的都是希望提高生产力，让员工获得更高工资。

《联合早报》
（编辑：叶文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