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繁华看上海隐忧

周兆呈 (2011-06-26)

　　90年前7月1日中国共产党创立地上海曾是资本主义的集中象征。这座远东大都市在20世纪初确立的消费主义和资本繁华的合法性，在中共建政后曾被打压改造，如今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繁华甚至奢华得以重新确立。这其中的演变具有什么样的意涵？本报编辑组副主任兼《新汇点》主编周兆呈在旧金山专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院院长叶文心教授，谈两代‘上海繁华’的对照，以及上海繁华中的思想隐忧。

　　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在1949年之后，被改造为制造业中心，洗尽过去的繁华。改革开放后，金融资本汇集，繁华重现，回到中国现代性的核心位置，成为高度消费导向的现代化、物欲化的都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院院长叶文心教授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过去曾被视为功利和耻辱的价值观念，如今其合法性已在现有制度下重新得到了确认。上海在目前的繁华之下，还有待构建新的都市文明，中产的智识阶层才能在思想、舆论引导、知识生产或政治理念等关键议题上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原籍台湾的叶文心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讲座教授，2007年获委为大学东亚研究院首位亚裔院长，也是创院40年来的首位女性院长，之前她担任7年的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

　　上海未必是中国唯一典型城市

　　上海在晚清和民国时期的繁华，近年来一直是文化界的热门话题。叶文心说，“在1949年到1979年那段时期革命论述的范围下，近代的上海被看成罪恶的城市，之前的繁华缺乏道德上的合法性，由城市的骄傲变成上海的污点与政治包袱。在社会主义改造下，新上海的居民是工人，而不是消费者。”如今上海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际化都市，消费观念、外来文化、西洋文化都已建构出合法性，叶文心认为这是相对于共和国建国后30年对消费文明跟消费文化的非合法化，“所以这个建构的合法性不是绝对的，而是辩证、相互切磋、相互参照的。”

　　这种合法性的确认，对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将产生什么影响？叶文心认为，上海对于中国的影响未必是一对一的关系，“因为中国非常大，上海虽然是首屈一指的城市之一，但中国内涵结构非常复杂，如果将上海与北京或与其他高度城市化的地区进行对话，可以看出上海未必是中国唯一典型的城市；上海的城市典型，也未必代表中国唯一的城市典型。”

　　在上海目前的繁华表面之下，叶文心同时也质疑中产智识阶层能否在中国的思想、知识生产或政治理念等关键议题上发挥决定性作用。上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和消费领域，叶文心说，“思想与知识生产是上海继续发展、追求的目标，或者说，在这些领域的强化、素质的提升，群体的壮大等，显然是上海下一阶段发展可以预期的现象。至于整体来说，城市跟城市之间，是一个团队或一个系列，未必说上海现在并不具备这些方面的领导或影响中国的作用，比如相对于较薄弱的其他城市，上海仍具有相当的文化影响力。”但叶文心对上海的期许不止于此，“从世博可以看出，上海对其他城市具有典范性的作用。上海可以办世博，上海也应该可以在世博的基础上继续建构都市文明。”

　　消费至上、金钱至上，往往成为人们严词批判的都市文化特质，叶文心则从更为宏观与实际的层面看待，“从士大夫的传统文化看，惟钱是问绝对不是好事，市场取向越高的东西，就越是俗滥。只不过文明到了现代，在市场经济里，文明／文化的影响力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驾驭市场机制，又不走向俗滥，个中三昧很难掌握。如果关起门来，跟市场机制背道而驰，或拒绝跟它发生关联，必须要有其他力量和资源支撑，否则搞不出来。”她认为，影响力不外三个方面：权力、资源、先知先觉的知识性眼光或思想性开拓。知识和思想如果不跟前两者发生关联的话，要单独存在很困难。“从知识的角度看，这个挑战其实更大，不仅仅上海面临这样的问题。”

　　从历史角度比较上海两代繁华

叶文心英文专著《上海繁华》（上）从洋人、美女和商品三大角度看上海1843至1949年的繁华。中文版（下）去年在台湾出版。

　　叶文心对“上海繁华”社会文化的心得，基于历史的考察。她曾费时十年，专注于研究1843年到1949年间上海的社会文化史，并在2007年出版第三本英文专著“Shanghai Splendor : Economic Sentiment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1843-1949”（《上海繁华：都会经济伦理与近代中国》），中文版去年7月在台湾出版。她说，选择上海，是因为上海“是研究近代中国的钥匙”。

　　《上海繁华》聚焦的对象是鸦片战争后到民国年间，上海中产市民工作与家庭的日常经历。叶文心将焦点集中在金融、出版以及百货业三大行业的发展，它们共同支撑的阅读与消费活动塑造了新一代都市史。

　　书中，叶文心大量引用当年的媒体报道、时尚期刊以及档案资料，探讨洋人、商人、女性消费如何在当时相对于士大夫文化背景而确立合法化的过程，“洋人、美女、商品”三者的交织，组成一个全新的文化秩序，严重挑战传统士大夫文化及官僚秩序体系中的种种禁忌。这三者又通过广告彻底结合成现代性的消费，打造了上海的近代繁华。这种新价值观念以及市民经济伦理的出现，既反映了物质文明对上海都市空间的建构，也映射新的消费阶层对上海乃至近代中国的深刻影响。此外，她也举例，除经济、运动、文化等领域，“中国共产党发源在上海，其他民主党派更是在上海发扬光大，上海是抗日爱国活动的大本营，也是汉奸聚集、中外利害相结的大本营。十里洋场花花世界表象的背后，不啻是近代中国转型中的种种张力与矛盾。”

　　上海的两代繁华，面对不同的政治境遇，却都最终确立消费主义的合法性。叶文心从历史角度比较的是两代中产阶层的表现，寄望的则是当代中产阶层在关键议题上的引领作用。

　　执掌东亚研究院 确立五大范围

　　执掌北美首屈一指的东亚研究院后，叶文心确立了五大范围作为三到五年内组织和研究的重点，包括都市化；能源、水再分配和可持续使用等资源分配；新型媒体、高科技与传播之间的关联；跨国跨文化、跨语境的互动；涉及知识体系建构的知识生产。

　　在她看来，“东亚已经改变，研究方式、入手点、阵容、重点，都应该及时做相对调整。比如过去重点是国际关系，现在是太平洋两岸中美面临的共同问题，包括环境、传媒、经济、核子、教育、科技等等，很多问题是关于中国如何与外部世界接轨，反过来也是美国如何与中国和东亚接轨的问题；这是一个角度的调整。美中不再是相互对立、相互封锁的敌体，而是太平洋两岸相互沟通、互动、利害一致的共同体。”

　　而美中利害一致，这是否为学术界的一厢情愿？叶文心说，“至少在知识上应该是这样的。学术确立这样的观念，落实到实际上，国与国还有他们的问题，但是在知识的开辟上，中国的美国学或美国的中国学，相互共同开拓这一领域，应该是一致的。”

　　新闻与历史参照　体现家学渊源

　　叶文心教授从事历史研究，自身的家族史也颇不平凡：外曾祖父是将西学通过翻译启蒙近代中国的思想家严复，父亲是台湾著名报人叶明勋，先后任中央通讯社首任台湾特派员、中华日报、自立晚报社长、世新大学董事长等，母亲是著名作家华严（严停云），姨妈是辜严倬云，姨父是前海峡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

　　说起严复，叶文心笑称对自己的影响“大约是不小”，最直接的就是家里对待男女平等的观念，从外公那一辈起，叶文心母亲的几个姑妈都受过高等教育，这是从严复一路延续的家风。“我从小并不觉得这种等差的消解有何特殊之处，总认为是理所当然，后来我接触到其他同学后才知道，这种儿女一视同仁、性别平等，并不是每一个人家都可以做到的。”

　　严复对后辈的影响也体现在读书的风气和对知识的尊重。在叶文心家中，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是中国、西方的重要典籍，还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读物，内涵种类可以不论，只要属于知识范畴，都得到家庭成员的相当尊重。

　　叶文心说，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因此读严复的书，“并没有特别把他当做祖宗来读，跟读梁启超、康有为等同一时代的人物没有什么差别”，但她对严复《天演论》的序文确实很佩服。

　　从事历史研究受父亲启发

　　父亲是报人，母亲是文人，叶文心在如此家学渊源的熏陶之下，选择用文字探寻历史，正如她的著作《上海繁华》，既是严谨的学术著作，也不乏报人剖析时事的敏锐，以及文人关注社会的感性。而资料的选择与处理更与新闻密切相关，在新闻与历史不断相互参照中，间接体现父女间的深厚渊源。

　　母亲对叶文心的影响主要是文笔，“她看我的文章，会评价写得如何。父亲发新闻稿，眼光和母亲从艺术角度是不同的。” 父亲对她的影响更为直接。她从小就有疑惑，什么是好新闻？叶明勋告诉她，记者最重要的是敏锐的新闻感。叶文心多年以后学习历史，也明白了什么是新闻感，“有些新闻事件后来会有很深重的历史意义，有些没有。我学历史也是受父亲启发，如何从每天发生的新闻事件中，在这种时事的潮流里，检索出一些历史的意义。”

　　新闻记者也是书写历史的人

　　叶文心记得，小时候家里有很多报纸，她常问父亲：什么样的新闻值得放在什么样的版面？同一个题材不同的编法有什么意义？数年前，叶文心还专门寻访父亲的母校福建师范大学，惊讶地发现父亲曾任校刊主编，也找到父亲1938年写的英文学士论文《舆论的形成》，深深折服于该论文的深度与广度。

　　虽然新闻与历史经常相互对话、相互参照，基于专业背景，父女俩对于新闻与历史专业的研究和生活方式，也有不同看法。

　　叶明勋常说新闻从业员必须在很大的压力下以最有效的方式进入核心，批评做历史研究的人有时失于迂扩，花很多时间研究却未必有很大收获。叶文心则认为，“历史学者在时间支配上虽比新闻从业员有较大的弹性和自主性，时间的压力也不能说完全不存在，只不过个人的感受程度不同。”

　　父亲曾说新闻记者是最底层写历史的人，叶文心深以为然，“新闻专业人员虽然在幕后做描述、报道，不是历史事件中的行动者，但新闻报道本身在内涵上对公众可以有影响，新闻的文本创作本身可以看成是历史事件构成的部分，记者未必完全在事件之外。”同样，历史并非隔离现实，“历史文章是局外人的文章，要做到客观才能公平，但多半的时候，近代史、古代史都跟研究者对现实的感受有密切关联。”

《联合早报》
（编辑：叶文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