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振羽： 新加坡主流媒体有望松绑

明永昌 (2011-11-20)

　　新加坡传统主流媒体今年经历了两场历史性选举的洗礼，并因为与非主流媒体竞争的压力而自我调整，但保持了比非主流媒体更具公信力的优势。郭振羽教授认为，新加坡传统媒体未被边缘化，但内容不够多元化。他相信，政府有必要在下届大选前对媒体管制松绑，回应民众在本届大选表达的诉求和期望。

　　郭教授预测，执政党会在下届大选到来前检讨和修订《报章与印刷馆法令》，其中包括取消报刊必须每年向政府申请更新出版准证的规定，以及降低办报的门槛。此外，他也预测内部安全法会在下届大选到来前改变。

　　他表示，本届大选后，面对民间要求改革的呼声，执政党已作出全盘检讨的承诺。加上马来西亚已宣布废除内部安全法和修正出版及印刷法，新加坡民间的期望会很殷切。

　　他指出，目前住房、交通、医疗等民生议题已在检讨中。接下来，政府还将宣布部长薪金检讨的结果。他相信社会将进一步思考其他问题，例如加强政府信息透明化、官员财产披露等。

　　他说：“执政党在选举结束后说要全盘检讨，我想很多人都在看着他们要做到什么程度。”

　　他说，虽然新加坡官员已多次谈及内安法的必要性，但因为邻国“废法”态度决绝，民间会质疑：“为什么马来西亚办得到，新加坡办不到？”

　　他认为，即使政府最终决定保留内安法，也必须对审讯程序等方面的规定，作出相当程度、民众能够接受的改变。

办报门槛接下来会降低

　　郭教授也认为，办报的门槛接下来会降低：“可能到下一届大选来临前才调整都太晚了。”

　　他说：“如果条例不改，只会鼓励更多人在网上建立新闻网站或以其他方式发布新闻。而就算把门槛降低，因为办报所需要的资本很高，不会一下子就出现很多新报刊。”

　　他表示，办报门槛降低后，令政府头痛的不是政治方面的挑战，而可能是报刊“苹果化”，即走向以耸动视听的手法（sensationalisation）处理新闻，不过这个难题可用另一种方法去管制。

　　至于报刊必须每年向政府更新出版准证的规定，郭教授认为，本地报纸和电视台的运作多年来已形成一套自我管理的机制，不太可能因为这项规定没了就变成反政府的媒体。

主流媒体不够多元性

　　谈到传统主流媒体在今年的两次选举期间不断自我调整报道的尺度，郭教授相信政府能够理解也必须接受，这是主流媒体为了保持在读者心目中的公信力所必须做的：“因为只要主流媒体失去它的公信力，只会把一大批人，特别是年轻人，逼向非主流媒体。对政府来说这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他认为，传统主流媒体必须坚守消息可靠、公信力最强的定位，如果公众总是带着七分怀疑看主流媒体，它就会被边缘化。

　　郭教授认为，在应对新媒体方面，新加坡主流媒体调适得很好，反而是在内容方面，一直存在不够多元化的问题。他说：“这听起来好像很矛盾，一方面我们总说自己是个多元社会，但你看新加坡媒体，有那么多份报纸，但内容多元性却不够，电视台有那么多个频道，但节目的多元性也不够。”

　　他指出，世界传播业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经历过大众到小众的过程。以前是一个电视台服务大众，内容要大众化。但到了八九十年代，电视变得越来越分众化，有专门的频道只播放新闻、体育、旅游或科技的内容。但本地因为市场太小等原因，看不到这个转变。到了21世纪，新媒体发展神速，“公民新闻”（civil journalism）兴起，人人都可收集和传播信息，新闻报道不再是记者的专利。

　　他以中国新闻为例，虽然政府管制较严，但因为国家大，有不同地方和不同机关的媒体，可以出现不同的声音。

　　不过，郭教授指出，中国政府和媒体之间基本上还是上下级的关系，而在新加坡，政府和媒体更多是一种相互支持的共生关系，只有到必要的时候，上下关系会出现。

　　“无国界记者”组织发表的2010年全球新闻自由度排名，新加坡排名第137，比香港（第34名）、台湾（第48名）等落后许多，但比中国大陆（第168名）好。被问及对今年排名结果的推测，郭教授认为新加坡经过5月大选的洗礼，今年的排名会比往年好很多，而中国的排名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化。

亚洲新事多　我们生逢其时

　　中东和北非出现茉莉花革命之后，美国爆发了近50年最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占领华尔街。在郭教授看来，这不仅是一次群众运动，而且还是一个传播研究案例——一个运动怎么从亚非传播到欧美——值得进一步研究。

　　他指出，过去的传播研究，基本上是从欧美的经验和研究成果建立起来的。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亚洲的崛起，以西方主导的传播研究或许已不足以解释亚洲兴起的传播现象，亚洲的传播研究应当立足于自身特殊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验，进行思考。

　　他说：“有年轻的学者跟我说，我们生不逢时，所有的东西都给别人研究过，但我觉得是正好相反，我们是生逢其时，这个时候正好有许多新的现象在亚洲发生，我们可以直接地观察和分析，而不是老是拾人牙慧。”

　　他期许亚洲传播学者能够提出自己的理论架构分析亚洲的传播现象。“我不认为要东风压倒西风，或西风压倒东风，但希望建立更多的交流，而不是对立的关系，让这方面的研究更丰富。”

致力于推动亚洲传播研究

　　郭教授近年来致力于推动亚洲传播研究和理论的讨论。他去年卸下主编职务的《亚洲传播学刊》（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近年来推出多份特刊，专门探讨如何推动一个亚洲本位的传播研究范式（paradigm）和视角（perspective），让亚洲的传播研究跟一向由西方主导的传播研究，有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

　　他说：“应该说，这个任务现在还未完成。但我的判断是时机比以前好很多，因为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亚洲学者比以前多，而现在全世界的传播学者都不能够忽视亚洲。”

　　《亚洲传播学刊》创办于1990年，是目前国际英文传播研究期刊中第一本在亚洲出版、列入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资料库（SSCI）的学术期刊。

　　郭教授是学刊创办人之一，他当年还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而新加坡两所大学当时都还没开设传播系。

　　他还记得，学刊创刊初期来稿很少，因为当时从事相关研究者不如现在多，而学刊也未建立起地位吸引学者贡献最好的研究成果。不过，学刊坚持按期出版，从未断刊过，而且只收录课题与亚洲相关的传播研究著作。

　　2004年，学刊与英国出版社Routeledge合作，编辑部不再为出版、推广、发行等杂务所扰，专心负责学刊内容和编务工作。Routeledge把《亚洲传播学刊》推上世界舞台，学刊至此起飞，成为一份被国际认可的学刊，订阅率和点阅率逐年增加。

南大传播学院在阵痛中诞生

　　学刊创办同年，国大成立了大众传播系，借调具备传播学术背景的郭教授担任系主任。不过该系两年后便并入南大新成立的传播学院，郭教授成为新加坡首个传播学院的首任院长兼教授。

　　郭教授指出，新加坡早年对大学设立新闻系一直有所抗拒，因为按照英国大学教育的传统，一流大学是不办新闻系的，新闻传播被视为一项职业技能，而非大学学科。大学毕业后，经过几个月的职业训练，就可以当记者。

　　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新闻传播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传播科技日新月异，有关“资讯社会”、“资讯工业”等方面的讨论越来越多，本地年轻人开始要求政府在大学开设新闻系。义安理工学院率先在1989年开设大众传播文凭课程，两所大学也开始向政府争取办大众传播系。

　　1992年，政府决定国大停办成立了两年的大众传播系，改由南大承办传播学院。郭教授指出，虽然国大人文学院早在1988年便开办过三个月的大众传播课程，但因为学界对新闻传播作为一种职业技能的观念始终未变，而南大培养技术应用能力的定位比较突出，加上当时政府也希望平衡这两所大学的实力，因此决定由南大成立传播学院。

　　他说：“不过你要我现在分析的话，我还是认为以当年的条件，应该在国大设立传播系。因为这个系需要中文系、英文系、社会学系、心理学系、政治学系等社会科学类的学科支持，而南大当时还没有这些条件。”

　　郭教授出任南大传播学院院长后，根据新加坡的独特环境设计南大的传播课程，而不是完全照搬美国或英国的模式。他在课程设计中加入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内容，请相关专业的教授来兼课，让学生的学习更全面。虽然学院分有新闻系、电影系、广告系、公关系等不同专业，但郭教授坚持只颁发一种学位，而不是不同专业不同学位，并且让学生升上大三后才分专业。

　　2003年，随着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在南大成立（也是由郭教授领导创立），南大传播学院的课程也作出了相应调整，一些课程不再由传播学院设立，院方鼓励学生以副修、跨院选课等方式，到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选修。

力争获国际学术界认可

　　在谈到南大传播学院在国际学术界如何定位的问题时，郭教授指出，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小国，必须坚持走全球化发展的道路，并且引进外来人才，南大的传播课程不可能只关心新加坡的情况，一定要立足亚洲，并且具备全球视野。

　　他表示，为了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他在南大传播学院成立之初，经常拜访其他知名大学和传播学院，向它们介绍南大传播学院，并尝试说服它们与学院建立合作关系。

　　他说：“因为国际社会对新加坡有媒体不自由的印象，碰到的人当中，有些对我们带有敌意或猜忌。但也因为有些传播学院比较友善，就找到了突破点，我们很快就跟它们建立起很好的关系，双方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

　　郭教授指出，南大学生出国到这些大学交换学习表现出色，让对方刮目相看，肯定了南大传播学院的教育素质，甚至对新加坡新闻不自由的印象也有一些改观。

　　另外，学院在国际会议发表的多篇论文也备受肯定。2000年，学院主办了当今三大国际新闻传播学团体之一、国际传播研究学会（IAMCR）年会。在郭教授看来，这是对本地传播研究的一种肯定。

　　虽然传播学院创立以来一直强调要与时俱进，努力培养能够适应新时代的传播人才，但郭教授指出，过去十年的社会与科技变迁，还是超乎所有人的想象。社交媒体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新闻采访和报道的方式。

　　郭教授感叹，虽然学院不断地根据情况的变化调整教学内容，现实中始终追不上变化的速度：“因此我们的传播教育不是训练一个人怎么去运用新科技，而是无论发生什么变化，学生都能够敏锐地察觉到，并且随机应变，在实践中摸索出最佳的应对方法。”

《联合早报》
（编辑：梁嘉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