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绍尔百岁冥寿纪念座谈会：
马绍尔政策和主张 至今仍应受肯定

周殊钦、游润恬 (2008-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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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在25年前为新加坡首任首席部长马绍尔撰写传记的著名政治学者、新加坡驻美国大使陈庆珠教授现在再重看他对国家的贡献时，认为他所积极推动的诸如多元语文政策、接见选民的做法、引入公积金制度及在殖民地时代扩大公民投票权等主张，是正确且应得到肯定的。

　　但是，她始终认为这名以雄辩闻名的政治家，尽管能催生出许多动人的生花妙语，却无法形成有效的政策。

　　马绍尔是在新加坡走向自治之前，于1955年至1956年当了14个月的首席部长。陈教授昨天应邀在他的百岁冥寿纪念座谈会上又一次透过历史与现代角度，检视他的政治角色及其对新加坡的政治进程所起到的影响，以及他不曾摇摆的人生价值观在现代的透视镜下又有什么意义。

　　“马绍尔无论是执律师业还是从政时所代表的一套人生自由价值观，都是他至死都坚持不懈的。这是他指引给新加坡人的一条道路，但是他的自由民主思想当时并不被人民接受。对于以务实的移民为基础的新加坡而言，人民追求的是能看到表现与成果的生活。那是一种‘你能为我带来什么’的哲学。”

　　她说：“但是，生花妙语不能成为政策的替代品。马绍尔并不是当时的唯一选择，那时还有共产主义者和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人。在殖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竞赛中，马绍尔是另外一个适当的选择，而他的作风虽迫使人们作出选择，却又不会强硬地把人们推向共产主义者。最重要的是他让李光耀和其他温和派的政治领袖，争取到对付行动党内左派的时间。”

　　她当年撰写的“A Sensation Of Independence: 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David Marshall”（《独立的感知：大卫·马绍尔的政治传记》）一书，曾对这名已在蔡厝港犹太坟场长眠了13年的知名律师的人生进行过深入及广泛的探讨。

　　那么，一名当时只代表人数不到500人的犹太社群的少数种族，在1955年又是凭什么出任在林德宪制（Rendel Constitution）下选出的首席部长？这是否揭示新加坡未来也会出现非华族总理呢？

　　陈教授说：“我相信只要能获得选民的支持，一名非华族人选是可能成为新加坡未来的总理。但是，在1955年马绍尔当选为首席部长，是因为当时的选民只限说英语者和英国籍居民，中国侨民和受华文教育者还没获得投票权。”

　　她指出，这就说明为何尽管当马绍尔成功为当时的“外埠人”争取到公民权，使得22万名华侨可成为新加坡公民时，他大受华社欢迎，然而这些新增的选民却使整个选举游戏出现了变化，使得他后来在1959年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安顺区补选时，连候选人的保证金都输掉了。

　　她认为，人们从马绍尔同劳工阵线的斗争中，可看出他作为一名政治家的最大缺陷，就是无法与团队合作建立一个组织。

　　不过，她认为人们在对政治领导人作出评价时，也必须对照他当时所处的是一个国家所须经历的过去、民族觉醒、建国、维持稳定及应付成功后所面对的新挑战这五个政治阶段中的哪一个。因为少了一国发展的背景作为参考，最终的评价将有断章取义之嫌。

　　“马绍尔和今天社会还有关联吗？我想他所代表的挑战滥用权力者及不畏强权的精神，对任何地方和时空都是有关联的。但是，政治文化将随着时间和当代力量的影响而进化，挑战的形式也会不同。我在想马绍尔若在今天会成为一名锲而不舍的博客吗？尽管你可能不赞同他的政治主张，但是他的主张是具原则和前后一致的。他是个具公民意识的爱国者，也尊重政治机制和法律，他在这些方面和今天的社会还是有关联的。”

他让百多谋杀嫌犯起死回生

　　在大法官陈锡强眼中，马绍尔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最了不起的刑事律师，也是刑事法律界的巨人。

　　当年许多人认为马绍尔是个雄辩家，口才无人能及，可以在法庭上创造奇迹，让嫌犯起死回生。

　　他有充沛的精神、魁梧的身材、浓密的眉毛、摄人的眼神，个人魅力十足。就连律师出身的内阁资政李光耀也佩服他。他在1955年曾说：“我向来都欣赏他的法庭战术。他是以攻为守的最佳典范。”

　　新加坡法庭在独立前采用的是陪审团制度。马绍尔曾为百多名涉嫌谋杀的被告辩护，并成功说服陪审团作出无罪释放的裁决。这个成功率不得了，后来出任总理的李光耀于是提出陪审团制度有缺陷，必须取消。

　　伊莱雅士律师事务所创办人伊莱雅士（Harry Elias）昨天在座谈会上问道，马绍尔在法官面前，是否也能像在陪审团面前一样成功？

　　陈锡强大法官回答说，马绍尔可以在陪审团面前畅所欲言，但要打动至少有20年司法经验的法官，也许就没那么容易了。

　　不过，曾以实习生身份跟随过马绍尔，亲眼目睹他出庭的巡回大使许通美教授则表示，无论是在法官或陪审团面前，马绍尔都一样能胜任，因为他懂得如何根据对象调整陈词内容及语调。

　　他说：“他的口才是很好，但更重要的是他的法律知识也非常扎实，而且出庭前还下了比控方律师更多的准备功夫。审讯期间，他会指示电信公司在凌晨二时半来电叫醒他，然后彻夜准备抗辩内容。他带上庭的参考案件，也多得令控方望而生畏。”

　　法律学者、政治人物传记作者陈有利博士也引述当年法律界说法，指马绍尔收费虽高，却绝对划算。因为他会尽一切所能为当事人争取最有利的判决。

　　目前正准备为马绍尔写传记的陈博士也指出，他是仁慈的律师，例如当年一名工人在工业意外中断了几根手指，厂方原本只肯赔5000元，不过经马绍尔代为求情，并表示不向厂方收取律师费后，对方终于愿意发出一万元的赔偿金。此外，他也经常只向贫困的马来族当事人收一元的象征性律师费。

　　马绍尔是犹太人。他曾在受访时说：“我追求正义。这和我是犹太人不无关系。犹太人数百年来都在忍受着不公正的欺压。”

他使新法关系比新英关系密切

　　新加坡虽是英国前殖民地，但是同法国的关系却比同英国的关系来得密切，法国经常是把最好的外交官派到新加坡当大使。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纪梭认为这是因为新加坡曾有一位非常成功的驻法国大使——马绍尔。

　　马绍尔70岁时把律师袍挂起，开始过退休生活。一天他接到当时的外交部长拉惹勒南来电相约，便带着写字本赴会，以为对方要找他草拟遗嘱。他万万没料到拉惹勒南要请他去法国当大使。他为自己这把年纪还可以为国家效劳而欣喜若狂，于是欣然接受这份差事。

　　他年轻时曾因感染肺结核而被送到瑞士养病三年，因此有机会学习法文和德文。他留学英国念法律时，被英国人当二等公民对待；但到法国时，法国人却对他一视同仁。他从此爱上法国文化，对法国人对自由、民主、公平的追求感到敬佩。

　　拉惹勒南当时需要一名懂得法文的人当法国大使，便向当时担任总理的李光耀资政推荐马绍尔，并得到他的同意。两人心里有数，马绍尔是当法国大使的最佳人选。

　　纪梭指出，来自像新加坡这么一个小国的大使，通常不受法国或美国等欧洲大国的重视。不过，马绍尔的内涵、智慧、个人魅力和口才，以及他对法国文化真心的热爱，却让法国人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他从1978年至1993年出使法国，15年任期之长非常罕见。在他卸任前，当地的主要报纸《世界报》（Le Monde）还写了一篇文章表扬他。

　　在他离开法国十年后，当地的政要和商界领袖碰到新来的新加坡大使时，都会热情地提起马绍尔。

他是本地“犹太人之光”

　　马绍尔是犹太人，父母来自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然而他一生都致力培养本地犹太人对新加坡的归属感，并且照顾贫弱族人的福利。鲜为人知的是除了本地犹太人，他也造福了500名海外犹太人。

　　1956年，他卸下首席部长职位后到中国访问，在会见当时的总理周恩来时，请他发公报呼吁新加坡华人成为新加坡公民。周恩来表示同意，所提出的唯一条件是新加坡必须允许华族公民在中国安葬，因为不允许这么做，违反了中国人的传统。

　　马绍尔听了立刻想起无法申请准证离开中国的犹太人。于是灵机一动，向周恩来表示这番话令他非常感动，因为犹太人恰恰也有同样的传统，数百年来都怀抱着回到以色列终老的渴望，于是当下恳求周恩来允许滞留在上海的500名苏联犹太人出国，不出一个月就得到中国同意。

　　早在从事法律、从政到出使法国之前，马绍尔已活跃于犹太人社群。1934年，26岁的他当上犹太人杂志《以色列之光》首任主编，并以自己名字的简写Mars（火星）为笔名，评论德国报纸反犹太人的一篇报道。以色列在多年后才成为一个国家，而德国过后对犹太人展开的迫害，在当时也是无人预知的。

　　马绍尔也协助过多名从欧洲逃难到新马的犹太人找工作。在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并没逃离新加坡，反而留下来加入抗战。据他所说，部分原因是为了证明犹太人不怕斗争。他为这个决定付出代价，被日军俘虏后送到北海道当矿工，折腾得体重减少到48公斤。

　　由于本地犹太人社群的设施及服务网络不完善，许多犹太人在战后都纷纷迁移到美国和澳大利亚。马绍尔因此在1946年号召全体留下来的犹太人合作成立犹太人福利协会（Jewish Welfare Board），合力照顾本地犹太人在社会、宗教及教育等方面的需要，并为年长及需要帮助的犹太人提供住宿及三餐。他过后还成立新加坡犹太人慈善基金，通过投资房地产赚取利息，以应付犹太人福利协会的运作开销。

　　身为第一个成为本地律师的犹太人，以及至今唯一当过本地政要或大使的犹太人，马绍尔被形容为本地“犹太人之光”。

《联合早报》
（编辑：苏亚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