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策加持兼运营考量企业西进内陆
政策加持兼运营考量企业西进内陆
李韵琳
(2010-07-04)
目前全球每销售两台笔记本电脑,就有一台的晶片产于英特尔(Intel)在成都高新区西部园区的晶片封装测试厂。为降低人力成本,英特尔去年在金融海啸高峰期决定关闭在上海浦东的封装测试厂,将生产和约200名愿意搬迁的员工并入成都工厂。
英特尔自2003年以来,已在成都的封装测试厂累计投资6亿美元,产品现已占公司全球总产量的60%,其中微处理器占50%。
英特尔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杨叙表示,这是英特尔“与中国产业共同体成长”的战略体现,也看好中西部大开发战略下,中国开拓内陆市场的潜力。
尾随英特尔,丹麦航运巨头AP穆勒—马士基集团(Maersk)旗下的物流企业丹马士(Damco)也整合了中国区业务,在成都建立全球最大办事处。
丹马士北亚洲区首席执行官史可升(Steffen Schiottz-Christensen)表示,成都的商业运营成本低于东部发达城市是公司往内陆发展的原因之一。单是人力成本,成都的开支比上海便宜30%至35%,房租也仅为上海和北京的四分之一。
成都政府对外企的重视、效率和友善态度,给丹马士留下深刻的印象。史可升说:“很多关键决策都在一天之内就完成。我知道有些成都市的高级官员甚至通宵达旦研究我们的申请。”
同样因土地和人力成本比沿海低,落户重庆西永微电子工业园区的NTT Data目前计划在重庆建立中国西部对日外包分包中心,将发往中国内陆地区的IT、财务、人事软件外包聚集到重庆。
NTT Data总经理助理刘永仙说:“沿海已达到饱和状态,没有土地让企业拓展业务。相对之下,中国西部土地充足,近年来也积累了足够的熟练劳动力。园区也很积极为我们寻找和培训人才,尽所能满足我们的需要。”
原本打算拓展上海业务的惠普(HP)去年也决定入驻重庆西永微电子工业园区,设立笔记本电脑基地。除了成本外,惠普还看中西部所辐射的内销市场,计划在重庆交通基础设施完善后,布局在五年内拓展业务成为出口到全球的世界最大笔记本制造基地。
据本报了解,戴尔(Dell)看同行“西游”,目前也在考虑落户重庆或成都。
西部大开发战略创造了机会
上述世界500强企业之所以从长三角、珠三角选择往西迁,主要是过去十年西部大开发战略给西部城市创造了机会。
重庆工商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廖元和指出,交通是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的死穴,而西部大开发前10年是交通基础建设阶段,为西部搭起走向世界的桥梁。
廖元和说:“航空业的发展和发达,改变了西部城市的命运。像电子产品等轻型产品能通过空运出口到国外。若是出口到欧洲,西部其实比沿海更具时间和成本优势。”
重庆正在扩建机场,目标是在2012年以前建成“四小时重庆”“八小时周边”的大西南交通枢纽。已施工的兰渝铁路和纳入规划的郑渝昆铁路,将使重庆至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铁路货运缩短至14天,更快捷连接欧亚和东南亚市场。
重庆还有中国首两个内陆保税港区——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和西永综合保税区,有利于在中国西部从事制造业和贸易的企业,缩短出口货品的海关通关程序、更快取得返税等。
四川省方面,到了2020年,四川将建成18条铁路、21条高速公路、两条水运航道、民用机场实现直接通航国内85个城市和36个国际城市及地区,行程东南西北加水陆空的全方位通行。
受德国联邦政府经济部委托,国际战略咨询公司罗兰·贝克(Roland Berger)对中国西部进行研究,在2月发布题为《中国西部大开发——外国企业的机会》的报告提出,目前领先西部的三个明星地区为重庆、陕西和四川;这三地的主城形成的“西三角”地区总面积为22万平方公里,涉及1亿1800万人口,地区生产总值(GDP)总量占整个西部的40%,具有以城市群、产业群为支撑的巨大发展潜力。
有鉴于此,当一些人提出中国廉价生产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世界工厂”将搬迁到越南、印度等地时,一些商界和学术界人士提出,企业其实不必把眼光放得那么远,也不应忽视中国西部这个集中员工和消费市场的后院。
一名人力资源公司老板透露,重庆外资企业所聘请的生产线工人,95%来自重庆本土的劳动力。他说:“落户重庆的企业不必担心工人回乡后不复返,或者逢过年就得停工休假好几天。”
基础设施改进 员工素质待提升
重庆政府也积极为企业培训人才。以重庆两江新区为例,该区计划培训百万农民,提供住房让他们变成市民,一方面推进城乡统筹,另一方面给企业提供一批拥有一技之长的产业工人。
廖元和指出,中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仍具有很大竞争优势,越南、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很难在短期内复制中国当前具有的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印度的生产成本比中国来得高,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虽然具有政策宽松、成本低廉等种种优势,但对于台商和港商来说,毕竟存在着语言和观念等障碍。
过去几年,一些台商和港商曾因为人民币升值、美国反倾销、招工难等问题,而把工厂从广东搬到越南,但重庆市台商协会会长黄锦勋告诉本报,南迁的台资供货商后来发现那里配套部件不齐,几乎都把厂子搬回广东。
黄锦勋表示,吸取了过去的教训,尽管经历近期的大风大浪,台商相信接下来还会留守中国。
虽然中国西部的条件已改进不少,但要吸引企业往西迁,西部地区仍有需要完善的地方。专家也提出,为避免在未来面对沿海地区的困境,西部不应仅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而应主动与世界产业对接,发掘自身的产业优势。
影响外资投资决策的三大要素为市场吸引力、基础设施完善和劳动力素质及供应水平。中国西部地区在吸引外资的软件方面还与沿海地区有着很大的差距,比如百姓和员工的思想开放程度、技术水平、作业和消费习惯等。应只承接东部产业的转移,而应主动与世界产业对接,发掘自身的产业优势。
影响外资投资决策的三大要素为市场吸引力、基础设施完善和劳动力素质及供应水平。中国西部地区在吸引外资的软件方面还与沿海地区有着很大的差距,比如百姓和员工的思想开放程度、技术水平、作业和消费习惯等。
学者:加薪潮是“世界工厂”转型契机
本月初,还没摆脱加薪潮的沿海企业,又碰上日本汽车制造商丰田和本田的工人罢工泥潭,如今还得为人民币升值而操心,接踵而来的经济和无形压力,让舆论热议中国的“廉价世界工厂”时代是否已时日不多。
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玛丽·盖勒表示,中国拥有庞大的内需市场,因此不会因加薪潮而失去制造业基地的地位。相反的,加薪将促使中国制造业向高端商品制造转移。
13亿人口的中国具有庞大消费人群的潜力,只要成功走完“让大多数人都富起来”的第二步,加薪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将推动中国从“世界工厂”转型成“世界市场”,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重庆工商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廖元和认为,这一轮的加薪潮是企业损害工人消费能力的一种回应;工资和消费成本的不协调,导致在沿海打工的工人薪水只足以维持基本生活费,买不起房子、付不起孩子的教育费,也承担不起医疗费。
他说:“这只是个开始,加薪潮还需要经过几轮,而且还会向内陆蔓延,直到工资和生活费取得平衡为止。”
但他认为,这一次沿海企业接二连三遭遇的打击,相信能真正推动中国产业转型和升级,刺激它们向价值链和产业链高端攀升,并带动技术和新产业转移到西部城市。
台商:沿海荣景将在重庆重现
大陆和台湾日前在重庆签署了类似自由贸易区经济合作协议的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预计接下来将刮起“西进台风”。
过去三年,重庆与台湾的经贸交流和关系非常密切,有900多家台资企业早已“提前登岸”,把重庆作为进军大陆西部的“桥头堡”。
台湾茂德、鸿海、富士康、英业达等大财团已相继在重庆开厂兴业,重庆连续三年名列实际利用台资增幅全国第一位。截至去年底,台商累计在重庆投资达14亿美元。
重庆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黄锦勋认为,随着ECFA的签署,预计未来三年到重庆投资的企业至少翻一番,而且以最近前来的考察团来看,许多台湾的中小型企业也将尾随大企业进驻。
重庆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于1994年6月成立时,只有十几个会员,但过去三年,注册成员猛增,如今已达1100多家。
黄锦勋18年前经狮子会前辈介绍到重庆打拼,如今他所创造的“年代”品牌已是中国厨卫行业一大品牌。他接受本报访问时说:“刚来重庆时,交通非常不便,光是考察费就花了200多万元。而且当时只能用外汇券,不能直接使用人民币购物、住宾馆等。现在当然没这些顾虑了。”
初来乍到时,黄锦勋深感重庆和台湾在文化、思想和认知等方面的明显差异,比如生活节奏较缓慢。如今,随着两岸关系不断融合,他感觉差异性正逐渐缩小,而重庆过去两年大手笔进行的城市综合改造,让这座灰沉沉的重工业城市焕然一新,更宜居、安全,对企业更具吸引力。
在黄锦勋看来,重庆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较为低廉的劳动力,是吸引外来投资的主要筹码。他说,作为中国西部唯一的直辖市和长江上游地区的金融中心,重庆不仅是个拥有3200万人口的大都市,更是一个可辐射周边3亿多人口的大市场。
黄锦勋指出,除了市场优势,重庆更大的优势体现在政策层面,集两江新区、西部大开发、三峡移民等众多优惠政策于一身,还出台了建设台湾信息产业园、台湾农民创业园等惠台政策。
以最近获中央批复在重庆建设内陆首个国家级新区——两江新区为例,中央计划在十年里把重庆打造成内陆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在新区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长江上游地区的金融中心和创新中心等;其优惠政策比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新区更多,为企业西迁制造利多。
黄锦勋说:“从国家对重庆的定位不难看出,沿海地区曾经的发展荣景即将在重庆再现,开放的姿态、强大政策支持和产业潜力的重庆未来值得期待,更是值得台商前来耕耘。”
此外,重庆也在行动上肯定外商对社会的贡献。2010年重庆市政协三届三次会议特邀黄锦勋在内的六名台湾籍人士为政协委员。此前重庆地方两会只邀请台商代表旁听会议,这也是西部地区地方两会首次有台湾籍政协委员参会。
《联合早报》 (编辑:梁嘉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