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打天下到坐江山 毛泽东一本斗经

于泽远 (2011-06-26)

　　1976年6月，病榻上的中共主席毛泽东对身边的几个人说，他一生只办了两件事：一是赶走了蒋介石，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的轻描淡写当然遮挡不了他曾让中国翻天覆地、令世界目瞪口呆的事实。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有28年历史的中共从此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

　　中共的成功固然有复杂的国内外因素，也与毛泽东密不可分。从井冈山到瑞金，从长征到延安，从西柏坡到北京，毛泽东在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不同阶段所展现出的谋略与远见，不仅加速中共的胜利，也为他日后走上神坛、办他一生中的第二件大事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建国初期，中共对外实行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方针，并因抗美援朝与西方国家彻底决裂，对内积极恢复国民经济，严厉镇压“反革命”维护社会稳定，推行土改让农民得到实惠，没收西方国家和国民政府资本确立国营经济主导地位。1952年，中国工农业产量超过了中共建国前的最高年产量。

　　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增强了民众对中共执政的信心。中共随即开始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中共兵不血刃地将城市工商业和农村土地所有权等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也就是官方宣称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按照中国官方说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标志着生产资料从个人和资本家所有的私有制，变成国家和劳动群众所有的公有制，加上中共掌控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以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中国消灭了剥削阶级，像苏联一样建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形态——社会主义国家。从此，中国的一切发展和进步都要靠这个制度。

　　不过，此后20多年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未得到多少体现，中国反而长期处于物质匮乏状态，从1957年的丰衣足食迅速跌落到1959年至1961年的全国大饥荒，造成数以千万计的民众“非正常死亡”。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时，中国国民经济濒于崩溃，长期被夸耀成“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制造出毛泽东这尊“万寿无疆”的神像后，也基本失去生机，陷入绝境。幸亏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及时抛弃“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面改革“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制度，重新打开国门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才让中国彻底解决了温饱问题，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迈进。

　　但在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时，雄心勃勃的毛泽东当然不会把小康社会这类“小富即安”的目标放在眼里，他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那些阻碍他实现这一宏伟理想的人，无论来自党内还是党外，都可能成为他的敌人。

庐山会议演变成“反右倾”运动

　　1957年，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掌握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公共资源的毛泽东发动“反右”政治运动，将几十万给中共提意见的知识分子、民主人士打入另册，让他们再无提意见的权利。

　　1958年，毛泽东发起“大跃进”、大办钢铁、大建人民公社（把农民自留地、牲畜，农具等统统归公）等运动，要通过轰轰烈烈的全民运动，超英（英国）赶美（美国），甚至打算通过人民公社这座“桥梁”，直达“共产主义天堂”。

　　这种战争年代曾给中共带来一个又一个胜利的群众运动，在经济规律面前却一败涂地。以浮夸风、瞎指挥风和共产风为特征的“大跃进”退潮后，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国防部长彭德怀等中共高官发现，不仅共产主义实现无望，很多地方就连吃饭也成了大问题。他们开始表达忧虑和不满，希望毛泽东改弦更张，重拾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1959年7月中旬，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期间向毛泽东提交一封“万言书”。“万言书”在肯定“大跃进”的成就之后，指出“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容易使我们犯‘左’的错误”。“万言书”建议，应该“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1958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以达到“明辩是非，提高思想”的目的。

　　实际上，彭德怀的“万言书”并无激烈批评毛泽东的言辞，完全是一封正常的意见书。但此时的毛泽东早已不是在井冈山寻找立足之地的毛委员，他至高无上的领袖权威已容不得任何人质疑挑错，即使这个人是长征路上为他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

　　7月16日，毛泽东把彭德怀的“万言书”印发给与会的中共高级干部们讨论。由于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几天的讨论不仅没有出现毛泽东所希望的一致批判彭德怀的场面，反而有不少高级干部基本同意彭德怀“万言书”的内容。

　　毛泽东决定亲自出马，7月23日，在会上逐条批驳了“万言书”的观点，严厉指责彭德怀等人“把他们自己抛到右派的边沿去了”，并尖刻地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当天散会后，彭德怀在门口等着毛泽东，希望向他服软认错，但毛泽东沉着脸甩手走开了。

　　随后，原本打算纠正“大跃进”中“左”倾错误的庐山会议演变成一场“反右倾”的批判运动。在毛泽东的威势下，绝大多数中共高干都与彭德怀划清了界限。但毛泽东仍对已经众叛亲离的彭德怀穷追猛打，指彭德怀在历史上就与自己“七分不合作”，甚至翻出其子毛岸英在彭德怀的志愿军司令部被美国飞机炸死的旧账，更加激发了与会者对彭德怀的愤慨。

　　1959年8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毛泽东也将对彭德怀的批判上升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阶级生死斗争”的政治高度，庐山会议宣告结束。

　　庐山会议后，中共迅即在全国掀起新一轮大规模“反右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被定为反党集团头目的彭德怀自然陷入无休止的批斗。1974年11月，彭德怀这位替中共立下无数战功的开国元帅，一度被扔在北京一家医院走廊上无人理会，最后孤独地离开人世。

　　1959年的庐山会议对中共和中国社会都产生巨大而深远的负面影响。只因几句不中听的评价，毛泽东就不惜发动全党对性格耿直的彭德怀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仅对那些与毛泽东有不同意见的人起到杀一儆百的震慑作用，更助长了中共党内说假话、见风使舵、明哲保身的风气，中共曾经倡导的实事求是作风从此再难恢复。

　　同时，很多中共高级干部在批斗彭德怀时，采取编造事实，拍桌子，指着鼻子大骂等激烈斗争形式。到了文化大革命，批斗更升级为带高帽、扇耳光和“坐喷气式”等肉体折磨。

发表《炮打司令部》开文革第一枪

　　庐山会议后不久，“大跃进”“反右”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恶果开始显现，中国进入三年大饥荒时期。毛泽东不得不同意国家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等人对1958年以来的冒进政策进行调整。1962年1月，中共在北京召开包括全国县委书记在内的“七千人大会”，毛泽东作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自我批评，刘少奇却坦言三年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引发毛泽东不满。

　　“大跃进”受挫的毛泽东不再对经济建设感兴趣，他一面要求“退居二线”，一面把目光重新投向自己驾轻就熟的政治斗争。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务实派领导人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拉回正常轨道的同时，毛泽东也把他的阶级斗争理论推向极端。1964年，在与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彻底决裂后，毛泽东要求全党用阶级斗争目光分析一切问题，并把消极对待阶级斗争路线的刘少奇确定为“修正主义的总代表”，决心除掉这个“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

　　毛泽东深知，刘少奇长期作为中共二号人物，在党内的影响力要远远大于彭德怀，要打倒刘少奇还必须打倒执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一大批领导干部，包括政治局常委、总书记邓小平、政治局委员彭真等位高权重的大员。

　　1966年5月，毛泽东决定发动文革，并指定中央文革小组取代刘、邓处理中央工作；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随后，响应毛泽东号召的红卫兵在全国进行“大串连”，各地造反派也开始“踢开党委闹革命”，全国陷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大动乱，无数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受到批斗迫害。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在党章上规定“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1971年9月13日，“副统帅”林彪在得知毛泽东将对自己下手的情报后，仓惶登上没有加满油的飞机出逃，在蒙古国境内坠亡。

　　林彪事件后，面对文革造成的烂摊子，毛泽东不得不再度重用周恩来等务实派，并在1973年重新启用邓小平。1975年初，邓小平代替病重的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对工业、农业、交通等领域进行整顿，但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以“整顿”否定文革，于1976年初再度打倒邓小平。

　　1976年6月，毛泽东对华国锋、王洪文、江青、张春桥等亲信总结他一生所办的“两件事”：“对第一件事（赶走蒋介石），持异议的甚少，只有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要我及早地把那个海岛（台湾）收回罢了。”“另一件事（发动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不难看出，一生以武装夺权、不断革命为己任的毛泽东当时已对文革甚至中国的前途失去信心，但当时的中国民众一无所知，仍在高呼“毛主席万岁”，直到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撒手人寰。

全国唱红歌不等于全国一片红

　　庆幸的是，毛泽东的离世没有让中国陷入血雨腥风。毛泽东的夫人江青等文革骨干很快被逮捕，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不久也被抛弃，中国以和平方式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代。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将文革定性为“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

　　但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官方很少提起文革以及毛泽东的“严重错误”。近期，为庆祝中共建党90周年，官方在全国掀起了唱红歌的热潮，歌颂毛泽东领导中共打江山的红色影视剧也纷纷亮相，而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中共领导人倡导的改革开放并不是这一波红色宣传的主要内容。

　　“全国一片红歌声”未必意味着毛泽东的革命事业会重新兴旺，但它至少表明要建设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价值观，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毛泽东大事记

●1893年：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

●1918年：加入蔡和森组织的新民学会，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

●1919年：在湖南创办并主编《湘江评论》

●1920年：与何叔衡等组织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代表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任中共中央特派员领导秋收起义，创建井冈山根据地

●1930年：与朱德等共同指挥中央红军取得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胜利

●1931年：在江西瑞金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主席

●1935年：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重掌红军指挥权，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1941年～1945年：在延安发动和领导整风运动，巩固自己在中共的领导地位

●1945年：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签订《双十协定》

●1948年：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消灭国民党主力

●1949年：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出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1950～1953年：发动土地改革，进行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战争

●1954年：在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1956年：领导完成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7年：发动反右运动

●1958年：发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发动党内反右倾斗争

●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

●1976年：在北京逝世

《联合早报》
（编辑： 梁嘉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