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待遇引爆外来工骚乱 维稳须改善社会不公

曾实 (2011-07-10)

　　广东一部热播了十年的连续剧《外来媳妇本地郎》，以一户广东家庭为背景，主线是四兄弟与他们的外来媳妇之间的故事。在剧中，本地人与异乡人组建成大家庭，尽管也有不少南北文化的冲突，但总体而言，一家人和谐相处，互敬互爱。

　　连续剧至今仍在广东热映，而屏幕之外，在聚集了成千上万外省人士的广东，每天都有无数真实版的本地人与异乡人的故事上演。就在上个月，广州新塘与广东潮州分别发生令人瞩目的群体性事件，这两起事件都以异乡人作为主体。

　　在广州增城新塘大敦村6月10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来自四川的小贩夫妇在摆摊过程中与当地治保队员发生冲突，事件激发起外来工长期积累的怨气，最终升级为以外省人士为主体的骚乱，场面一度失控，当局在出动大批军警入驻数日之后，才恢复正常的秩序。

　　6月6日，另一起发生在广东潮州古巷镇的事件中，川籍外来工熊某等人向老板追讨欠薪，被无良老板指使人员砍伤，熊某的200多名同乡聚集在古巷镇政府门前抗议，要求严惩凶手，期间发生打砸烧事件。

　　两起事件都因外来务工人员产生对立情绪引爆，进而集体宣泄长期积压的怨恨情绪。类似的群体或突发事件近期在中国各地骤增，令外来工归属感这一历史问题再次浮出水面，为社会管理体制敲响警钟。

资源分配与福利待遇 本地人与外地人大不同

　　发生骚乱的广州增城新塘镇是千万个沿海经济发达城镇的一个缩影。当地以牛仔制衣为经济支柱，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号称“牛仔裤之城”，全球每卖出三条牛仔裤，就有一条出自这里。

广州增城新塘镇号称“牛仔裤之城”，户籍7000多人的大敦村吸引外来工近6万，属于典型的人口倒挂城镇。（路透社）

　　大量使用人力劳动的制衣业，吸引了众多外省务工人员。在新塘镇，本地户籍人口约有20万，外来工有50多万人，比本地人多一倍有余。在骚乱爆发地点增城大敦村，这一数字更为悬殊，本地户籍有7000多人，外来人员有近6万，本地人与外地人的人口比例约为1：9，是典型的人口倒挂城镇。

　　在资源分配与福利待遇方面，本地人与外地人存在明显的分歧，两者的鸿沟难以逾越。新华社属下的《瞭望》新闻周刊最近报道称，在珠三角与长三角的部分城镇化农村，本地人享有令人眼红的优越生活，几乎每家都有出租物业、村集体分红等财产性收入；在就业方面，本地人也可享受优厚条件，比如镇政府或村集体补贴加工资等。反观占人口构成主体的外来工，不但享受不到村镇集体福利，还需支付各种名目的费用。

　　本报在新塘大敦村采访时，有外来务工者表示，这里的40余名治保队员都由本地村民组成，他们管理该村6万多名外来人员，除了收缴“治保费”等各种费用，还常以各种名目罚款。

　　例如，大敦村的外来人员购买摩托车时，除正常手续外，还须由本地人担保，到治保队购买“大敦牌”后，方可在村内行驶，否则每次都要处以200元（人民币，下同，约40新元）的罚款，而为了获得这一担保，外来人通常还须再支付1000元左右给本地人。

　　这些匪夷所思的村规，一再强调本地人与外来人内外有别，进一步加深了彼此的情感分歧，再加上部分基层治保队员粗暴执法，令外来人员长期积累怨气，以致一场小范围的冲突便可迅速传递负面情绪，激化为群体性事件。

维稳凸显社会管理难题

　　类似事件一再上演，折射出背后的社会隐忧。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经济发展依赖外来劳动力的补充，但大量涌入城镇的外来人口，也给社会管理与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

　　以广州为例，根据广州市流动人员出租屋管理办公室公布的统计数据，截至去年10月底，广州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员达710万人，这与2004年的277万人的数字相比，六年的时间里，广州便增加了约433万外来人员。

　　广州近年也强调要推进社会管理和服务改革，形成“具有广州特色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当局也提出要借鉴香港的成功经验，努力在社会救助、养老服务、政府购买服务等方面在全国先行突破。

　　但最近的新塘事件再次凸显潜在的社会矛盾。除立即采取措施平息事态，广州当局也显示高度重视的姿态，屡次提出要检视、加强社会管理与服务。

　　新塘事件之后，广州市市长与市委书记都强调，在外来务工人员聚集的村镇里，要高度重视社会管理服务。

　　广州市长万庆良上月15日在广州番禺区调研时，要求该区吸取新塘的经验教训，重视维稳工作，提高社会管理服务水平，增强居民、特别是外来人口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他提醒各级党政领导一把手要亲自抓维稳工作，强调现在社会的利益诉求很复杂，甚至在没有利益诉求的情况下，“某些事件的火星也会引发事件”。

　　随后，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在21日坐镇骚乱发生地大敦村，主持召开加强和改善外来务工人员服务管理工作座谈会。他在会上指出，新塘事件暴露出当前在社会管理服务方面存在的问题，而相关部门的当务之急是要针对这些突出问题，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服务需求进行整改，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事实上，对流动人口的服务和管理，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被提出，但随着经济发展，外来工的心理落差却一再扩大。对于这一历史难题，《瞭望》周刊提醒说，外地人与本地人之间的群体鸿沟，及其带来的对立情绪，不是一句“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就可以轻易填平的，也不是给外来工搞一点技能培训、文明礼仪培训、文娱体育活动，就可以轻易填平的。

学者：外来工问题须从制度层面解决

　　有中国学者认为，外来工难以融入当地社会，与当地人产生对立情绪，要解决这一问题，并不能简单地针对社会管理，而根本的出路是制度的改变。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指出，中国庞大的流动人口是一个特殊群体，目前有约2.4亿农民工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外地务工，而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离乡入城的农民工不仅在福利待遇上与城市人口存在差异，社会的关爱度、平等机遇也不足够，这已是中国社会长期累积的问题。

占广州增城新塘镇大敦村人口构成主体的外来工，不但享受不到村镇集体福利，还需支付各种名目的费用，悬殊待遇令外来工积累了生活怨气。（路透社）

　　他表示，当局也非常重视这一问题，近年来一直强调关爱外来群体，增强外来工的归属感，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加强社会管理，在深圳、广州等地采取外来工积分入户等。

　　但汪玉凯也指出，帮助外来工融入当地社会，已不单是城市管理体制的问题，必须从制度层面着手，在相关体制上做出改变，设法通过具体工作提升外来工的心理融入感，才是根本解决办法。

　　汪玉凯指出，政府要从群体层面整体考虑，包括加快解决户籍问题、农民工孩子入学、社会保障制度、养老医疗、住房问题等等，“如果外来工的基本生活条件都解决不了，想要融入当地社会，确实非常困难”。他也表示，中国的外来工问题复杂，必须历经若干年的逐步解决与改善过程。

入籍门槛高　外来工难融入城市

　　中国城市化速度飞快，外来工融入城市出现的问题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

　　在广州骚乱刚平定不久，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发布《中国广州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11）》，列出今年的六大社会热点课题。其中，“日益增多的劳资纠纷及其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与“外来工融入城市”，与物价、保障房等公认的热门话题并列。

　　官方新华社主办的半月谈社情民意调查中心近期开展“新生代农民工尊严感”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积极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陷入一种矛盾困扰，一方面，他们表示已经比较“习惯城里的生活”，还表达了比较强烈的城市融入的热望，“愿意参加社区活动”，“希望能在城里生活”，但同时，他们不太认同“我跟城里人地位一样高”。

外来工面对子女入学难题

　　调查报告指出，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以及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难以获得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难融入城市主流社会。

　　作为中国流动人口最多的省份，广东目前的跨乡镇流动人口人数已有3600多万，约占全国跨省总流动人口的三分之一，而当中，有200多万农民工子女面临入学的问题。

　　针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广东从去年开始实施相关的服务管理条例，把过去以管理为主，转成以服务为主。其中的服务条例包括规定流动人口在广东可以享受到职业技能培训、公共就业、社会保障、计划生育、传染病防治等七大类公共服务，另外，对于符合规定条件的流动人口，可以在工作所在地申请入户，子女可申请在当地入学。

　　不过，入籍广东的门槛被视为过高，真正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少之又少。以中山市的积分制为例，大学本科毕业的流动人口可获80分，个人拥有房产可获10分，在城市里每投资50万元人民币（约10万新元）可获1分，总分达到100分的流动人口可申请入籍中山。按照这样的条件，绝大多数农民工可能一辈子也拿不到要求的分数。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本月4日与网民交流时，便有一名网民指出，自己来广东十几年，因无当地户口，生活处处受限，又面临孩子入学的问题，而广东虽有“积分入户”政策，但同来的老乡中，没几个能走通这条路。

　　广东省副省长肖志恒在回答网民问题时，承认广东的积分入户门槛过高，在外来工孩子入学的问题上，广东仍需进一步完善。他说，广东接下来将着手改善这一问题，适当降低外来人员的入户门槛，简化入户程序。

　　肖志恒也表示，广东将重点解决外来工子女的教育问题，通过积分制的方法使外来工子女享受义务教育，而具备一定条件的农民工也将可以享受到保障房、廉租房的政策，以及社会保障。

《联合早报》
（编辑： 梁嘉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