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单独”家庭或可生第二胎
计生放宽未必催生人口

曾实 (2011-11-13)

　　几个月前，当广州市民王瑜的母亲兴高采烈地告诉他，广东的计生政策可能放宽，他或可生育第二胎时，王瑜还是头一回听说“单独”与“双独”这两个概念，上网搜索才明白，“单独”是指夫妻一方是独身子女，“双独”则指两人都是独身子女。

　　根据中国现行的计生政策，“双独”家庭可申请生育第二胎，32岁的王瑜则属于政策中的“单独”家庭。针对这“单独”群体，中国计生部门正在研究放宽生育门槛，在部分地区试点允许“生二胎”。这也是中国在实施30多年计生政策之后，首度酝酿适度放宽生育控制。

　　广东在今年7月向国家提交允许“单独生二胎”的申请。广东计生部门说，该省近10多年里保持着低生育水平，估算即便允准“单独”生二胎，对人口总量的影响甚微。广东还打出“改革前沿地”这张牌，称广东作为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应该在生育政策调整上先行先试。

消息引发热议

　　这一可能牵动万千家庭的消息迅速引发社会热议。对于普通市民来说，期待生二胎的家庭固然数量庞大，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市民要“三思而后行”。

　　在广东的网络社区论坛上，近期出现“广东申请已被驳回”的传闻。不过，广东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张枫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予以否认，称中国有关部门仍在部署“单独生二胎”之中，而广东目前正在等待国家研究结果的出炉。

　　问题是，中国传统的“多子多福”观念已在年轻一代中改变，育有一女的王瑜对生二胎就很不以为然。他三年前迎来了家中的小生命，孩子一天天长大，他深切体会到抚养孩子需付出的高成本，也因此，当身边朋友纷纷讨论计生政策，当母亲循循告诫“养子防老”时，他本能地产生抗拒心理。

　　在教育、就业等生活压力下，像王瑜一样愿意放弃生二胎的中国年轻夫妇并不少。北京市社科院在今年4月发布了《2010年—2011年北京社会发展蓝皮书》，当中显示，北京的育龄人群中，愿意生二胎的比例尚未过半，而受调查者当中，城市中有意生二胎者占33.40%，农村人群则有47.60%。

　　跟北京一样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上海，在今年发布的《上海年轻夫妇家庭育儿现状、需求及儿童社会福利政策建议》调查结果也显示，在2010年，有45.3％的上海家庭因为育儿压力太大，放弃了生育二胎的机会。

　　面对社会观念发生扭转的现实，中国多名专家与学者在不同场合指出，即便允准“单独生二胎”，中国人口料也不会出现大幅度增长。

“十二五”内实现“单独二胎”

　　逐步放宽二胎的生育门槛，是中国在“十二五”期间（2011年至2015年）人口发展规划的策略之一。《财经》杂志报道说，中国初步拟定将“单独二胎”政策分为三个步骤：首批试点在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浙江五省；其后开放北京、上海、天津等六个省份；其他省份为第三批。最终是在“十二五”内，实现全国全部放宽“单独二胎”政策。

　　中国是否要逐步放宽计生政策？具体时间表又是什么？在国家正式文件目前还没出炉的情况下，一方面是有关部门释放各类信号，以此有意无意试探社会反应，另一方面则是公众对计生政策走向开始种种揣测。

中国学者持不同观点

　　中国在1979年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至今已坚持实施计划生育30余年，与此同时，中国也不得不面对因这一政策带来的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储备不足、性别比例失衡等问题。

　　官方曾多次表示意识到这些问题，并展示出积极应对的态度。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中国人口已达13.39亿，在这个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任何一项关于人口政策的微调，都可能产生深远影响。关于在2015年之前在全国范围内开放“单独”生二胎的部署，无疑是中国长期坚持计生政策的一重大突破。但对于这一部署，中国舆论众说纷纭，学界对此也各持一端。

支持者：调整人口政策刻不容缓

　　支持“单独生二胎”的学者不少。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连续两年在全国“两会”上呼吁尽快放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允许单独家庭生育二胎，以转变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劳动力储备不足的严峻形势。

　　他指出，目前调整中国人口政策已经到了异常紧迫、刻不容缓的时候，因为人口问题具有长期性、滞后性的特点，“必须尽早着手，以免贻误时机”。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教授梁中堂、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等人口学专家都在不同场合公开呼吁放开“二胎”政策。

反对者认为中国人口依旧过剩

　　但也有学者反对调整。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研究员李小平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就立场鲜明地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中国人口依旧过剩，目前已走过了生育控制的最艰难时期，应该更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一政策，切实降低生育率。

　　他认为在庞大的人口基数下，水资源短缺等问题已令中国焦头烂额，所以目前放宽条例允准“单独”生二胎、提高生育率还为时过早。而关于学界的“人口老龄化将令养老机制不堪重负”以及“人口红利将消失”的讨论，他认为这些说法并无充分考虑技术进步、机械化程度以及工作年限延长等现实。

　　李小平也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也是消除大量劳动力过剩、加速用技术密集型取代劳动密集型生产的过程，这不仅可令中国人均收入加速提高，目前面临的环境、资源等问题也会有所改善。

计划生育政策正反面

　　中国自1970年代开始推行计划生育，在1979年正式将实行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之后一直严格执行“一胎化”政策，强调一对夫妻只可生育一名子女，但对农村夫妇、少数民族、双独家庭则有例外的规定。

　　一般认为，中国自建国后人口出现膨胀性增长，乃至需要把计划生育定为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与中共创始人毛泽东不无关系。

　　在上世纪50年代，原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曾屡次建言控制人口，认为中国人口的高增长率已达到危险地步，但毛泽东当时仍然鼓励妇女生育，主张“人越多越好”。

　　实行计划生育的这30多年，也是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时期。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缓解了入学、就业、住房等方面的压力，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时，在环境课题逐渐为全球关注的背景下，限制人口增长对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在中国解释计生政策时也时常被提及，尽管在上世纪70年代，环保可能并非中国首要考虑的因素。

　　在人口急刹车的策略之下，中国在30多年里少生人口约4亿，令中国的“13亿人口日”推迟了四年。上月31日，世界人口达到70亿，联合盛赞，也因为中国的人口政策，这一天的到来才推迟了五年。

计生政策产生负面效应

　　与此同时，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也被认为带来不少负面的社会与经济效应。

　　首先是人口结构严重老龄化、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这一趋势，令中国的养老体制与社会保障机制面临严峻挑战，官方也对“未富先老”这一现状达成共识，意识到它将影响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另外，计生政策也被认为是导致中国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原因之一。根据2010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男性占中国总人口51.27%，女性占48.73%，性别比是105.2:100。人口比例的失衡，意味着将带来婚姻性别挤压等社会问题，这显然也是中国社会秩序的一个危险信号。

　　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前任主任张维庆在2004年曾表示，如果当时采取措施，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势头，到2020年，中国男性仍可能比女性多出2400多万人。

　　除此之外，计生政策也被认为与强制堕胎、贩卖婴儿等联系在一起，一些地区在推进这一政策的过程中，存在腐败与野蛮执法的现象。近期为中国知识界关注的山东盲人律师陈光诚事件，便与抗议野蛮计生工作有关。陈光诚自2004年开始挑战山东临沂的野蛮计生工作，他在2006年被控故意破坏财产和聚众扰乱交通罪，被判入狱4年零3个月。

　　另外，中国的计生政策多年来招致西方国家批评，认为从行政层面限制公民生育，侵犯了公民基本权利。中国官方则回应：西方无视中国的计划生育取得巨大成就，强调政策得到民众拥护，为中国社会劳动力、资源分配、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联合早报》
（编辑：苏亚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