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创意VS地产商机 红坊 能顶多久？

陈迎竹 (2011-12-11)

　　沿着繁华昂贵的淮海路一直往西走，来到上海西边新规划的庞大商业圈虹桥地铁站旁的一片空旷草地，爱因斯坦的大头、色彩斑斓的大腿、马赛地的砖头车，一个个雕塑品散布四周，开阔的草地上三五成群的人席地而坐或者运动闲聊。那是上海一道罕见的城市风景――新十钢上海创意产业集聚区，也叫红坊。

　　这里曾是轧机轰鸣、钢筋铁骨的钢铁厂房，几年前因应时代需求，从硬角色转身为温柔的城市文化艺术中心。

　　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的脚步更倾向依赖房地产和土地开发，一个又一个的商业圈冒起，开始有人关注经济效益的思维会不会指向侵吞大片市区土地的文化和艺术地段。

　　红坊所在原本是上海第十钢铁厂厂址，大部分原钢铁厂房都保留着，连内部的结构与部分钢铁厂设施也还在。在钢铁厂迁出之后，这里被规划成文化创意园区，那时的大虹桥枢纽概念还未出现。然而租约只有10年的园区，随着虹桥地区的开发越来越兴旺，会不会被视为可以生蛋的金鹅提早收回或者不再延续现有的使命，开始受到文化创意圈人士的关注。

红坊商业回报不及周边办公楼

　　红坊创意园区的第一期在2005年的11月11日开业，经过6年规划与发展，如今已是上海主要的文创园区之一。

　　4万7000平方米的面积在上海类似园区算不小，而且园内办公室租金也比较高，大约每天每平方米6元（人民币）左右。

　　可以以较好的价钱出租，除了因为在淮海西路与虹桥路的优越位置，也和它几年来所打造的氛围息息相关。但和高密度的商业办公大楼相比，开阔而平矮的红坊所能收取的商业回报显然不成比例。

　　随着10年租约的逼近，一股焦虑感慢慢浮现在这片已经开发成熟的艺术田园。

　　上海红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裁邓刚对本报表示：“如果最终是这样的决策，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现在也只是请相关的人来看，看这样的园区如果把它推平改造成商业楼，虽然能带来一时的经济价值，但从长久来看，不仅是经济问题，很多文化都会缺失。”

　　园区前的上海城市艺术雕塑中心，是一片略带起伏的开阔草地，附近居民和城市人喜爱的环境，每日午后，总有一群群的民众前来散步，大人坐在草地上聊天晒太阳，小孩奔跑玩乐，雕塑品则是市民和游人百看不厌的伙伴。

　　红坊办公面积约3万平方米，入驻企业约80家，有3000人在园区内工作。邓刚估计年产值超过10亿元人民币（约2亿新元）。

　　虽然不是上海最大的创意园区，但是大虹桥商业圈和交通枢纽的开发规划，让红坊的地理位置更显优越，却也更凸显经营创意园区对土地利用价值的“劣势”。

　　近两年来，无论政府还是社会，一直在商业开发运作和社会文化效益之间，存在拉锯和角力。围绕红坊的地段，都已经规划了商业项目，旁边临近地铁站的高档办公楼中山万博国际中心刚开业不久。

　　上海今年整体创意产业产值约5500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GDP）约9.7%，创意园区在产值中所占比例其实很小。

　　对红坊来说，空旷的草地占了园区的30%，不仅是没有收益的空间，每年还需付给十钢300万元租金。虽然已经成了附近居民和游人享受的空间，但和虹桥一带土地与办公楼的升值相比，红坊的租金收入终归望尘莫及。

　　对邓刚这样的经营者来说，除了积极参与游说，设法影响决策和企业的态度，其他能做的就只有把园区做好做活。

　　他表示：“对全社会来说，还是涉及前期利益和中长期利益的问题，以及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的矛盾。当然，政府、企业、园区和社会，从不同角度会有不同理解，但从我们的角度来讲，还是非常希望文化艺术社区能保留下去；这块东西在上海已经形成社会效应，而且在国际上也有了影响。全上海像红坊这样的房子已经不多。这种定位和项目，在上海还是太少，而不是太多。”

　　红坊约30%属于当代艺术类，60%至65%为泛文化机构，包括美国李奥贝纳和日本的博报堂广告公司，此外还有少量研发和培训公司。

　　近三年，红坊办公空间呈现满租情况。园区也不断开发盈利空间，例如策划展览和沙龙等文化活动，另在郊区投资“半岛1919”园区，让海内外艺术家和设计师入驻，作为自己的艺术人才库。

　　对文化产业或创意园区让位给房地产或商业开发项目的顾虑，不是杞人忧天。近年来中央政府鼓吹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全国各地兴起一片开发之风。

　　中国文化部副部长欧阳坚去年底曾指出，全国各地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在建设出现一哄而上、盲目发展的倾向，有些地方缺乏特色和比较优势，有些则是地方政府热中于挂牌而忽略产业内涵，更有地方以文化产业之名违规占地，搞房地产和其他产业开发。

　　市场观察人士指出，好几年前，房地产没炒卖得那么火爆的时候，长三角一带不少地块都被圈起来当做文创园区，包括近年来风风火火的动漫产业区，但是无论怎么规划，类似的园区都摆脱不了房地产商的身影。

　　不仅仅是不同城市，同一城市的不同文创园区项目的命运，也可能很不一样。业内人士说，这取决于不同区的领导人对一个地块的介入程度，对发展定位的想法，没有一体适用的原则，更多的是信念与智慧的角力。但在房地产商业利益已经深植地方政府思维的现实下，一纸短期的合约，而不是长期政策的定位，并不能避免创意园区房地产化的危险。

红坊所在地原本是上海第十钢铁厂厂址，大部分原钢铁厂房都保留着，连内部的结构与部分钢铁厂设施也还在。（陈迎竹摄）

被房地产化危机存在 红坊命运不由自主

　　红坊的经营受到市场肯定，有一定盈利能力，但上海约百个创意园区不是个个都能盈利。上海市曾在2009年之前分四批授予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招牌，共百多个，但随后因为运营等因素，有些被摘了牌，还有些性质改变，成为纯商业园区。

　　包括莫干山M50、8号桥、19叁Ⅲ等，都是在海内外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园区兼景点，有些也曾传出有被“房地产化”的可能，以及催促政府“重新规划”的声音。

　　但园区可以自给自足甚至可以上缴税收，未必就是长期存在的护身符。尤其像红坊这样有租约期限的园区，长期的规划很可能是一种奢侈，也随时面临解约后一切成空的危险。

　　邓刚表示：“越来越多文化创意园区有盈利能力，说明上海的文创产业有市场，也有人从事。”

　　他认为，商业开发在哪里都能做，但红坊这样的项目和地点，不是仅仅依靠想法就能成功的，能经营得好并树立口碑来之不易。

　　“到底能走多远，还是需要政府在近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他说。

红坊创意园区80家企业以及约三千员工为中国文创产业奉献心力，估计创造的年产值超过10亿元人民币。（陈迎竹摄）

文创企业家：盗版和体制是两大弊病

　　在中国发展了15年的文化创意企业家陈福指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也被房地产商利用，变相包装成“文化产业园”，实际上发展商更在意的是怎样把租不出去的楼房加以包装，出租给真正的创意人。

　　复旦开圆文化信息公司董事长陈福曾任教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学系，1996年进入中国创业，从事动漫创作，十几年来，对中国的创意产业发展有深刻的观察和体会。

　　他认为，中国创意产业除了园区房地产化的顾虑，至今最大的两个问题是：侵权盗版和体制对创意的约束。

　　15年来，他的公司在大江南北大大小小的城市打遍维权官司，每年少说也有四五场，被告对象还不是小厂商或店家，而是大型公司，例如卓越亚马逊B2C网站、土豆网站、沃尔玛、家乐福、联华超市等，也在售卖他产品的盗版货。

　　更多的侵权盗版情况是无法维权，原因包括侵权者狡猾不容易确定其真实身份，或侵权者经营规模不够大（赢了官司还不足以抵消维权成本），或应当受理维权案件的地方法院行使各种巧妙而表面上合法的手段予以刁难。

　　他观察的另一个现象是地方法院在判决时“很不严肃”。

　　陈福解释：“一个不严肃的情况是判决武断，侵权性质相同的案子，几乎相同的证据链，在北京可能败诉，在上海胜诉；同一个法院，同一个法官，针对侵权性质与证据链相同的案子，这个月判你多少钱，下个月可能只判一半，再下个月判你败诉。司法判决具有武断和随意性，甚至故意枉法。”

　　因为对维权的执著，他的维权案例甚至受到新加坡政府的注意。

　　他表示自己的企业有较强的司法观念，所以持续维权，“但是我知道很多中国同行连维权的观念都没有，被侵权盗版也就认了。”

　　体制的限制是另一个问题。96年和复旦大学合资成立公司的时候，中国还没有文化创意产业的观念，陈福把海外包括港台的观念、经验和人才引进来，逐步培养出本土的班底。过程中最费力的是打破种种约束创意和思想的力量。

　　陈福庆幸文化创意产业如今已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但他指出：“整体社会能影响别人才叫软实力，不是一个作品，也不是一个得到国际大奖的导演那么简单。显然，这个社会距离所要达到的软实力，连起步都谈不上。文化体制改革，如果笼统的认为就是市场化，那么当然要让之前没有获得垄断保护的业者能进来。放开保护，才是体制改革。”

　　他说，体制对创意的约束在这十年来是发生了变化，但变化还不够深刻。

　　*tanetsph@gmail.com

《联合早报》
（编辑：陈俐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