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犬儒主义盛行的今天，中国人终于找到了最大公约数，那就是反日。中国的年轻人在彷徨了很久，失落了很久，冷静了很久，只拼经济了很久后，重新被中日之间的纠缠点燃。

面对野心勃勃要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日本，乐见日本在平衡中国中起更大作用的美国，经济上亲近而心理上却距离遥远的台湾，和通过网络、短信等等新科技手段组织起来的抗议民众，北京如何应对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

中日问题和中美问题其实有不少相似之处。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不断成长，正在改变亚太区，乃至世界的力量平衡。这是最根本的改变中美、中日关系的因素。

美国及其盟国日本，虽然嘴上说期望一个强大的中国，能够为全球的经济作贡献，但对中国在地源政治上是否会起到稳定器的作用，以及对大陆和台湾之间潜在的冲突都有深刻的担忧和与生俱来的不信任。

美国在现代史上没有侵略过中国，而日本曾经让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国家饱尝战争、屠杀的苦难。在二战中，中美两国还是盟国，美军的飞虎队曾经在中国的领空上和日军的零式战斗机鏖战，中国军民也曾冒死掩护轰炸东京后迫降中国的美国杜立德轰炸中队的飞行员免遭日本人的毒手。

中国的政权易手后，中美虽然曾经在朝鲜战场上滴尽最后一滴血，但双方在交手后，都对郑重地把对方当作对手，而非仇敌。而在共同的大敌苏联的压力下，尼克松和毛泽东握了手。

中国人在说“美国鬼子”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种老庄看着毛躁激进的米老鼠的调侃，以及“我们正迎头赶上”的沾沾自喜，其中没有多少憎恨和仇视。而美国的流行文化也随着汉堡包逐步地进入中国年轻一代的生活。

而他们说到“日本鬼子”的时候，脑海里总是能浮现起鲜明的一个高举屠刀的日本军人的形象。而通过不断的强化历史教育，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刻板印象越来越窄地定位成“日本鬼子”。

既然比较了中美和中日关系，那么回顾中国政府在误炸中国使馆和中美撞机事件后的处理手段，应该对当前的情势有一定的参考作用的。

中国政府在两次对美关系的危机关头，以坚定而不失灵活的立场，以共产党一贯强调的“有理、有利、有节、有情”的谈判手段，充分利用了风起云涌的反美民意在对美谈判中占领了主动，也把民意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限制到可控制的地步。

其中的首要原则肯定是事情的解决方法必须能让双方“挽回面子”，这点显然十分重要。因为两国政府都同样面对国内舆论的压力。

现在中日的焦点问题是日本对其侵略史没有完全反省，从中衍生出来的民族情感纠葛，是任何政府力量都无法完全控制的。

国家，必须以利益为上，当然国家尊严和民族感情也是这个利益的一部分。日本问题绝对是中国人感情上的“龙鳞”。任何人去逆批13亿中国人的龙鳞，都得考虑到民众情绪的激烈反弹。在处理因为日本问题而引起的群众运动上，充分肯定民众的爱国心，让民众对日本的不满情绪得到舒解是绝对必要的。

所以，我们看到在北京游行后，中国官方的发言仍旧对日本重炮回应。温家宝总理的一句“日本应深刻反省”，让很多中国人的心觉得舒服了许多。这样的态度，不单是对日本表明立场，更是对民众情绪的正面疏导。

而中日两国是否能够在这次的关系危机中，采用类似中美撞机事件后的处理方法，“一个道歉，各自表述”的精彩处理，各自照顾到自己的面子，是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

温家宝总理很直接地点出了中日问题的关键，“是日本要正确对待历史”。

而如何对待那段历史，现在已经成了日本政客挖掘民意基础的丰厚土壤。小泉明知道周边国家对靖国神社问题的态度，偏要去参拜，为的就是给自己不断漏气的民意救生圈打点气。

而日本右翼组织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仍在不断成长，日本的领袖就越来越不能不借助这些力量，让自己的位置更巩固。

很多观察家都认为，在小泉任期内，他必须通过一些这样的手段来刺激自己的名望。他没有下台，这些问题都不会得到解决。

所以，今后的中日关系，不可能再根据“一衣带水的邻邦”来定调。双方对历史、经济、政治资源的斗争会日趋激烈。

在这样的背景下， “悄悄外交”就会再度成为一个必然。因为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任何平等的谈判都不可能使一方净受益，另一方净受害；一方趾高气扬的宣布自己是胜利者和征服者，而让另一方心甘情愿地任人宰割的情况已经不会再发生。

中美撞机事件和误炸使馆世界的解决，表现出了中美两国之间在面对各自的民意沸腾的时候政府的操盘能力。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何有一个照顾双方面子的解决方案，是非常考验中日两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的。

而让情绪回归情绪，经济回归经济也是中国政府应该不断疏导民众的一点。而以目前的情况来看，中日的经济互补性强，两国的贸易、投资联系都十分精密，一味地对所有日本公司和日本势力都进行“地毯式轰炸”是非常危险，也是没有必要的。

让现实中的中国有更多的投资、就业机会、旅游收入和消费选择，还是对日本关上国门，来个“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如何作出一个智慧的决定？

记得读过一个故事，（忘记了是从梁实秋还是林语堂先生的书中看到的）在“五四”运动期间，不少新文学刊物的囊中羞涩，就找了一些旧军阀的势力投了点钱。

但是，这些刊物又都经常发表对旧势力不断抨击的进步言论，而一些军阀的军师就向这些新杂志的编辑部施加压力，要他们“为股东服务”。

而那些新青年的态度也很绝妙，钱收了，还是开骂。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股东不好，当然要骂”。

真是情绪和经济分开的典型态度。与大家共享。

《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