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华人圈里很时髦读史，不说史就觉得缺了点什么。有品三国的、有说明朝的、有聊清史的，搞得我也心动，开始摸出一些粘满蛛网的老皇历看看，希望自己也能跟得上“历史”的时髦。

　　要看就看点年代久远的。

　　历史中，我很喜欢春秋战国和秦皇汉武的年代，因为那是一个人们蛮性未消，而刚刚开始尝试创建一种新社会秩序的年代，所以看到的场面都很前所未见地壮观也总带着前所未见的血腥、暴力和权谋。

　　这可以从那个年代的大英雄坑掉的兵卒数量看得出来，从“坑人纪录保持者”白起活埋了四十万赵卒，到项羽在新安城南“夜击”已降二十万秦兵，这样残酷对待俘虏的手段在后世罕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家才发现原来秦始皇的作风，在他派去东瀛找仙山的童男童女的身上居然还有传承，真是黑色幽默。）

　　那个年代里有利用严刑峻法创建庞大帝国的尝试者、有以屠杀对屠杀的造反英雄、也有独辟蹊径以宽仁得了天下的权谋家。

　　天下想当皇帝的人，多少都带点“皇帝行业祖师爷”秦始皇的影子。而在秦始皇性格中，格外鲜明的是他的严刑峻法式的控制欲。

　　要说纪律性和法治，秦人绝对是佼佼者。从商鞅开始，严刑峻法就套在秦人的身上，收拾得大家服服帖帖。所以秦军在面对其他六国的战阵时候，总是勇往直前，所向披靡；秦人的农耕生产也以极精密的制度支撑了大战，直到一统六合。

　　这样的纪律法治，让他在统一天下后的短时间内，以极高的效率做了很多大事情，废除了分封制，订了度量衡，搞了书同文之外，还有把全国的武器都收缴上来，然后一把火熔掉铸了十二座毫无杀伤力的“金人”，放在自己的宫殿里向天下人示威。“老子收光了天下的兵刃，看你们怎么造反！”

　　可是人民还是反了。

　　就在他以为收光了天下武器，可以好好出门看海的时候，就在博浪沙这个地方，他的巡行车队还是被张良策划安排的大力士狠狠敲了一记大铁椎，幸好只是误中副车。这次天下“大索十日”，还是没抓着反贼。

　　我在吴羊璧先生的书里读到了元代诗人陈孚的《博浪沙》：

　　“一击车中胆气豪，祖龙社稷已惊摇。
　　如何十二金人外，犹有民间铁未销？”

　　以秦朝的严刑峻法，收缴兵器应该是相当彻底了，却还是无法收缴民众对残暴法治的反抗之心。除了那把著名的大铁椎，秦始皇在之后的两年又差点在咸阳微服出访时，又被胆大包天的“盗”偷袭，这次天下“大索”加一倍到二十日。

　　不许人民身体拿着兵器造反之外，秦始皇也在李斯的建议下，开始摆出了不容天下意见不同的样子，不许大家精神上造反。于是他又干了件“收光天下”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焚书坑儒的故事，不必赘述了。

　　不奇怪，兵器收不完的，烧书更是烧不完的。

　　清代诗人陈恭尹有七言绝句《读秦记》：

　　“谤声易弭怨难除，秦法虽严亦甚疏。
　　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尤有未烧书。”

　　吴羊璧先生的书中指出，“夜半桥边呼孺子”说的就是策划“博浪沙刺客案”的张良，在行刺不成后逃到了下邳，和一名老人因缘际会，获传了《太公兵法》的故事。他带着书中的力量，辅佐了刘邦成为新的霸主。

　　更好笑的是，焚书的烈火还没有熄灭，陈胜吴广喊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来了；项羽带着“彼可取而代也”的气势来了；刘邦念着“大丈夫当如此也”开始创建功业了。

　　吴羊璧先生引述了唐代诗人章碣的诗作为总结：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烧书的坑里头灰还热着，山东已经开始作乱。更讽刺的是，带头造反的草头王从来都不是读书人。

　　用强暴的手法，压制反对的声音，是通过法律和行政就能轻易做到的事情。但解决社会上存在的尖锐矛盾，绝不是狂风暴雨式的秦始皇所擅长的，而刘邦却以他的“与天下同利”的方向，改正了秦始皇的错误，创造出了中国人最引以为豪的强盛、富饶的大帝国。从西汉到东汉，一个“宽”字整整让汉朝延续了四百多年。

　　秦，离我们很遥远。秦史，很特殊，也很极端。但秦犯下的错误，在其后两千年多的中国历史中，不断被重复着。

　　统治者不断地想一手通过武力监控大众的身体，一手通过焚书、禁书、文字狱等等来和知识分子阶层角力。但社会动荡的根源从来就不是对时弊的深切思考、对历史问题的反思。社会动荡的根源往往是社会尖锐的利益冲突未得到解决，单靠“铸金人”或者“焚书”，绝非治理之道。

　　与其花时间去禁书，不如花时间去解决那些犯禁言论中谈到的痛处才是正经。

《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