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华文问题大热，一时间早报高朋满座，胜友如云。不由得让我想起前一阵在一次展览中遇到的一位“高朋”。

　　那是一位来自莱弗士初院的高大白净的男生，地地道道的新加坡人。我们并未互道姓名，因为提到中国留学生的天堂耶鲁，就谈到了西方汉学，聊起了黄仁宇、史景迁等。在不到十分钟的对话中，这位兄台一口流利悦耳的华文和对中国历史的见地让我觉得颇有些相见恨晚。我戏言不大喜欢“史景迁”的名字，沧桑感太重。他却道此乃是史家敬仰司马迁、治史追随太史公之意。这却是我从前不知道的，只有让我更添敬重之意。

　　当然，我不排除有人爱走西方汉学之“捷径”，自己还没把历史搞清楚，就攀上黄仁宇教授的“以德代法”之类，不免有盲从之嫌。但即便是“盲从”，“从”到了黄仁宇，也是不可与“从”中华文学或“高级”华文课本同日而语了。而假使这位仁兄是按部就班地学习中国历史，现在已然学到了黄仁宇“大历史”，则他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比我所见过的八成的中国学生都要全面深刻。如果“高级”华文的阅读理解和800来字作文称得上难的话，从夏商周到秦两汉到唐宋元到黄仁宇，该称什么？难于上青天？我可没有在这位仁兄身上看到什么头悬梁锥刺股的痕迹。

　　学生孤陋寡闻，没见过第二个与他水平相类的同龄新加坡同学，而这位不知名的仁兄马上就要离开故国，赴耶鲁学院深造了（以铁的事实证明他的英文同样优秀）。我想说的是，但凡有些民族情结、国际视野、宽广胸怀、远大理想或独立思想的同仁，没有人会轻易放弃华文，什么考试要求降低、源流合并之类根本不是问题。而不大在乎这些人物，政府大可不必替他做工，人家并不领情。我丝毫没有褒贬之意，人各有志，目标不同，并不触犯谁家王法，动谁家奶酪。对许多人来说，学习华文并非是宇宙真理、人生意义之所在。如果一个人在华文考试之后，除了憎恶什么也没记住，我们何必以“天经地义”的名义，千方百计增加其憎恶，绝了将来重逢的余地呢？

　　寇炜烨

《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