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亭的‘新加坡四十八小时’，让我们 看到了一九九八年主办千人华文研讨会主人 家的窘境：锦囊羞涩；偏偏又要举办大型会 议，如果经费不够，主办个规模小的，就可 以较大方的招待客人。当时是好大喜功还是 经验不足，应该检讨检讨。

　　但是，对一位至情至性的诗人来说，对 物资是不屑一顾的，却倒过来大费周章的将 主人奚落的不留情面则少见；一般上与会作 家多着重研讨会的内容、意义、影响、成果 等等精神层面，然而舒亭对这些全无着笔。 显然，所谓中国传统的礼轻情义重是不适用 于舒亭身上。为了弥补物质上的不足，招待 人员梁文福等讲师特地陪伴舒亭等人到午夜 ，但却暗地里被舒亭形容为防碍他们不能早 去喝酒快活。

　　舒亭不但不能体会招待人员的心意，更 无意和梁文福等人多交流、互动，更加不必 说想深入了解新加坡华人、华人文化，不同 地域的文化、国情差异等等。否则，酒和快 活什么时候都可以，但异地的千人文化研讨 会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也许这种规模和大 陆的比起来简直小巫见大巫，舒亭也是不屑 一顾的。

　　因此，诗人的修养和对人文探索的热情 也因不同的人而异。主办者在邀请宾客时应 先解读有关者的性格、要求、生活水平，如 果不能予以满足就找他人，而不是理所当然 的认为宾客应降低物资上的要求。如果我们 请来余秋雨，其笔下必给我们带来文化宏观 的探索思考，他在其著者《文化苦旅>写的 有关新加坡的文章“华语情结”和“这里真 安静”，就给我们带来文化的思考高度远于 对舒亭的口水战。

　　刘学敏在她的文章指出，身为华校生的 主办者倘不能妥确的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更 不必说其他受西方价值观影响的其他新加坡 人。事实上，坏就坏在华校生自以为很了解 中国人的情感，尤其是认定社会主义下的中 国人俭朴诚恳，经过共产主义洗礼更不会对 物质生活斤斤计较，必会体谅主人的困境， 并被主办方热爱中华文化的举动感动，为华 文被禁到能办千人研讨会所激动，为中华文 化得以在西方价值观浓厚的土地植根感到荣 耀。可惜，主办者请来的不是对人文拥有深 度关怀的萧乾、拥有一颗深刻灵魂的诗人艾 青，而是舒亭，一个予人擅用美丽词藻作诗 的印象诗人。

　　华校生错误地以为中国人都深受共产主 义和社会主义的影响，忽略一些中国人因为 家庭背景，世代生活在资产阶级中，生活条 件优渥，他们重视的仍然是物质的东西。更 何况，新加坡不是一个号称国际大都会，高 度文明，经济进步的国家吗?何以如此怠慢 宾客呢？难道新加坡只是外强中干？

　　从这个事件，可以给今后任何一个华文 研讨会主办方一个省思的机会：不要自以为 主办什么"华文文化"的活动即是超然的、神 圣的、负有传承中华文化使命的，必然性会 获得同情、体谅、支持、感动、敬仰，从而 要求所有参与者放下身价（免费演讲)、身段 （吃住从简），一些人是没办法苟同的就如 舒亭；不要把东南亚华人维护母语的悲情、 毁家兴学（华文）、如火如荼捐献华文教育 、自生自灭推动华文文化的奉献精神强加在 中国作家的身上，因为他们无从感同身受就 如舒亭。

　　在中国以外推动中华文化是一项吃力不 讨好的工作，也是一条艰巨的道路。中国个 别作家局限性的眼光自然无法领略崮中境地 。海外华人学术界的热忱因为锦囊羞涩招待 不周而引来奚落，冷暖自知苦涩自吞，怪不 得人啊!希望在经济许可下，往后主办方能 提供更好的待遇，毕竟厚待宾客是所有价值 观的共同礼仪。

　　子玲

《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