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日杂感：何不师之友之？

早报导读 私家侦探全家失踪 [鸡奸vs炸尸　安华与纳吉恶斗] [马哈迪:安华其实针对我 ] [传政府要高压对付反对党] [马国政局专辑] 中国：紫坪铺大坝 诱发汶川大地震？ 国际：巴"核弹之父":军方曾运送核部件给朝鲜 观点：马凯硕与马毅仁 文萃：传陈方安生今宣布弃选立法会

　　今年四月下旬，年近退休的我有幸去日本跑马观花地游览了大阪、京都、东京等几个市，逗留时间虽仅短短五天，但日本的环境保护、社会治安、国民素质等方面却给我很深的印象。回来后，心里有一种感慨总想一吐为快。

　　日本的风景名胜虽远不及我国，但其环保却令人折服。我们所到之处，自然景观无一人为破坏现象，城乡道路和建筑物也十分整洁，看去就像水洗之后，这与我国以牺牲环保和资源为代价的发展经济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日本，我虽未见到一些去过那里的同事盛赞的道不拾遗，但却在深夜看到停放在外的自行车无人看管，有的竟未上锁。不少商铺门口还有摆放整齐、并未上锁的雨伞。在日本，白天几乎看不到警察和警车，这不禁使我想起了民风淳朴、“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我国唐代贞观之治。

　　日本国民的社会公德和文明礼貌表现得很出色。在街道和公共场所，根本见不到日本人大声喧哗、乱扔垃圾、随地吐痰以及闯红灯和行人过马路不走斑马线等现象，无论在商场电梯上站立，还是在风景点步行，日本人都是一律靠左。在待人接物方面，日本人比我们更有讲究，除了电视电影中常可见到的点头哈腰外，我们还听到导游的介绍，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在不同对象面前，“我”字有六种不同的表述方式。我们常自诩为礼仪之邦，然而，在当今中国社会，“礼仪之邦”的概念在国人心中似乎早已远逝。我绝非故意诋毁自己的国民，但城乡公交车上屡见不鲜的无人让座、出言不逊和“欺老莫欺少”的社会评价已胜于雄辩。

　　在日本，我们还看到八成以上“的哥”年逾半百，有的老人还开旅游大巴。我们在滨名湖温泉大酒店巧遇浙江永康的一个商业旅游团，为他们开车的就是一位老者，他对顾客毫无倚老之态，上下车时还忙上忙下地帮旅客拎行李。在不少酒店，我们也见到不少老年的服务生。在勤奋的日本人面前，足令我国城乡整天混迹在“棋牌天地”里的青壮年们汗颜。

　　日本的物价确实远高于我国，我在东京银座吃了一碗面，外加小半碗蛋炒饭和三个煎饺，花了700日元，相当于人民币50元，但我完全能理解，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消费水准远高于我们，而且更重要的是商品的质量与服务也远高于我们。不说别的，仅以宾馆提供给顾客的一次性剃须刀为例，我国的产品初次使用就能让你感到麻麻辣辣不舒服好一阵子，稍有不慎还会“见红”，而用他们的产品却没有那种担忧。在日本，我深深地感觉到，无论是那种行业，他们的诚信度都很高，创品牌意识特强，不象我国多数商家那样，尔虞我诈，做“一锤子”买卖，自砸招牌。

　　在此，我还想谈谈日本的家庭教育。据导游介绍，日本社会最有钱的是老人，私房也多为老人拥有。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后代都很注重生活自立的培养，成年以后就让他们承担生活的全部，老人只是在儿孙成年之前给他们一些压岁钱和备办祭品（如男丁使用的盔甲），其它的都不管，儿女们的结婚、购房都得靠自己，没有钱就住政府的廉租房。日本的继承税率如同不少发达国家高达70%，这对于鼓励年轻人自立确实很有作用。从我国社会普遍存在的长辈们为儿孙做牛做马，而不少青年却成为“啃老族”的现状来看，真应该尽快修改继承法，让那些甘为儿孙做马牛的老人们和“啃老族”的观念都来一次彻底的大转变。

　　说实话，在去日本观光之前，我对日本人不抱好感，认为他们虚伪、狡诈、好斗，甚至在含饴弄孙时，一说到日本人总要加个“小”字或“鬼子”二字，表示鄙视和仇恨。在中国，我的这种心态很有代表性。但从日本归来后，想想自己那些陈腐的偏见，不禁有些好笑。

　　在日本观光的那些日子，我们团一路上不止一次探讨，为什么日本在经历二战重创后的六十多年时间里（确切的说只有三四十年）发展到稳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宝座。大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依我看，一个国家的发展速度和盛衰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我国近三十年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但与日本相比，很多方面仍显落后，发展速度也不如他们。

　　鲁迅、柏杨等不少有识之士曾辛辣地批评过中国国民的劣根性，鲁迅先生是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阿Q来揭露中国人性的，柏杨先生则以脏乱吵、窝里斗、不认错、说假话、明哲保身和缺少自尊的主奴二重性格来鞭挞，一部《丑陋的中国人》足让世代中国人时时反省，他把中国传统文化比喻为“生了蛆的酱缸”也十分深刻。然而时至今日，国人对自己的劣根性似乎仍未警醒。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存在决定意识。以愚之见，我们的国人无论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还是缺少自尊自重；无论是道德滑坡，还是诚信缺失；无论是民主与法治意识淡薄，还是民族情绪的异常激化，它都与权贵利益集团主宰下的腐朽的官场文化有着密切的、根本的联系。因为在现今的中国，只要你有官场关系，不管做什么都会路路畅通。所以，在我们这个社会，几乎所有投资办企业的人都乐意花时间、精力、金钱与政府官员搞好关系，而不愿意在质量、诚信上花功夫，而真正想成就一番事业的企业家，则在这种消磨与煎熬中渐渐丧失做企业、创品牌的兴趣与动力，那些在官场经济中左右逢源的权力掮客往往被捧为能人且名利双收。这也许就是中国人重做人而轻做事、重表面而轻实际、重承诺而轻诚信的根本原因。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视为崇洋媚外和杞人忧天，但总觉得，我们的国家如果不从民主和法治上加快步伐，不仅很快会出现发展速度的减慢和停滞，而且有可能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平心而论，实行执政轮替的多党制确实有利于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但一党专制也不是无法实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愚以为，只要真正实现民主政治、司法独立、新闻言论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国的问题照样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当然，深层次的原因还有传统文化。日本之所以发展迅速，与其在明治维新后倾心于学习西方文化有着很大的关系。不过，文化的进步繁荣与国家的宪政制度和官场又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共产党近几年来宣传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一就是代表先进文化，但如果不从根本上治理腐朽的官场文化，真正地解放被禁锢的思想，先进文化又如何能够产生？没有先进文化党又如何去代表？作为独立执政党，要把重点放在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和大政方针、监督政府依法行政上，还权于政府，还权于社会，并以党的诚信，带动政府和社会的诚信，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就一定会取得更稳健、更快速的发展。

　　最后，我还想谈谈中国人应当如何对待日本的问题。最近，国家主席胡锦涛对日本进行了被称为“暖春之旅”的国事访问。他在著名的早稻田大学演讲中说得很好：“我们强调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珍爱和平、维护和平，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过去，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华民族造成深重灾难的同时，也把灾难带给了日本人民。这段不幸的历史不仅中国人民，也是日本人民始终不会忘记的。中国有句古训叫做“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们不能让前人结下的冤仇永远延续下去。我国的改革已进入艰巨的攻坚阶段，上述那些问题将成为前进的羁绊，而我们的东邻日本，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无论是社会还是文化，也无论是技术还是管理，对我们中国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事实上，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建设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两国人民在互惠互利中也增进了友谊，我们对待日本只有师之友之的道理，没有拒绝的理由，否则，我们将遗误子孙后代。

　　夏成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