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重构

　 我国古代的理性，是建构在阴阳生克制化基础之上的发散式并列同构系统闭环程序逻辑。它以逻辑的縯绎、比符，由形象到抽象的逻辑推理为主要手段，进而从哲学的高度把握天地自然、社会演进的客观规律。和程序逻辑并列同行的是对矛盾内在动力机制的深刻理解。自宋代朱、邵以降，程序逻辑和矛盾内在动力机制便逐渐淡退到人们的智慧之外，实属可惜。建国前后，经毛泽东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建构起来的中国理性，曾经在我国革命和建设时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为我国取得革命胜利和巨大的建设成就做出了杰出贡献，任何理性的建构，都与社会发展的现实密不可分，准确的说，中国理性的建构过程，就是一个从实际到理论，又从理论到实践的社会理性活动过程。

　 在我国继续发展前进的过程中，曾几何时，有的人不是沿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建构的科学理性、民主理性创造性的继续发展之、完善之，使我国在不断建设新的理性过程中创造新思想、取得新业迹，推动我国各项事业的良好发展，而是利用各种手段，拆除经无产阶级革命家奋斗几十年积累下来的中国理性、中国智慧，以期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下手。"

　 但我们如何重构理性？或者重构什么样的理性呢？我以为：

　 一、重构科学民主思想为主体，以中国主体精神为核心的理论探讨理性

　 重构科学民主思想为主体，以中国主体精神为核心的思想理论体系，应该是我国理论工作者共同努力的方向。但是，重构不是打破了重来，而是在继承、总结、发扬我国古代和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建构起来的中国理性的基础上，重构新的中国理性。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党中央早就为人们指明了方向，那就是科学发展观。所谓科学发展观，以自然科学而言，就是在科学精神的推动下，以科学的态度，朝各个科学领域挺进；以社会科学而言，就是认识并尊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加强科学民主思想理论建设。我之所以一再强调继承中国理性，其原因就是，世界上没有一种理性不是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也就是说，世界上没有一种理性不是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思考产生的智慧结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在我国失落了多年的中国理性又回到了我国的政治决策层，那就是科学发展观。有人可能以为，科学发展观不就是胡锦涛的一句话？有什么了不起？如果你那样以为，我个人以为你真的错了。因为，科学发展观是中国重构价值理性、主体精神、政治理性、经济理性、科学理性、文化理性和军事理性的核心。比如，在我国曾经横行无忌的"新自由主义"，就陷入了非理性的泥淖，因为，完全的自由说到底是对自由的否定，是强势的自由对弱势的自由权的剥夺。真正的自由是一种价值秩序的呈现，比如说，我的自由不能限止另一个人的自由，另一个人的自由也不能侵犯我的自由权，再比如说，官员和学者的自由，官员的自由就是怎么为人民服务，如果超出这个自由范围，比如说以权谋私，那就不能自由了，而学者的自由，不论你持有左的观点，还有拥有右的倾向，你的自由就是怎么用你的智慧维护国家和民众的利益，而损害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就不能自由了，就必须加以限止。当然，我说的限止是行为上的限止，而不是思想言论上的限止，但是，在这个方面，我国恰恰采取了行为自由的默忍，思想言论上的限止，很显然，这是不利于国家发展的。

　 损害国家和民众利益的思想观点，也同样可以给我们带来启发，给我们带来如何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那种思想观点付诸实施的启示，从这个角度说，有害的思想观念也是有益的，但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应对有害的思想观念，有没有反对有害的思想观念的理论探讨机制。但是，不容置疑的问题是，由于理论界的利益圈子化，这种反有害思想理论的功能基本丧失。针对这种现实，中央很有必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理论探讨机制，也既，既生动活沷，又观点纷呈的理论探讨制约机制。我以为，我国不怕有错误甚至有害的思想观点，怕的是没有理论上的制约机制，更怕的是对各种思想观点的堵塞，因为，堵塞的结果既可能使有益的思想观念一统天下，也可能导致有害的思想观点一统天下，何况，有益的思想观点中不一定全正确，而有害的思想观点也不一定全有害，也可能含有有益的成份。

　 二、重构民主制度程序、民主价值的理性

　 民主也和自由一样，是一种制度程序秩序，是一种价值观念信仰，是一种民主制度理性和民主思想理性，也就是说，它是由一组民主制度、民主价值、民主秩序、民主思想、民主文化、民主理念共同建构起来的社会价值综合体系。是一种由不同的个体形成的、秩序机制下的群体意志，而不是无边界自由联合体，因为，无边界自由是对自由联合体的破坏，据此可以断言，无边界自由联合体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试想，美国有么？没有。英国呢？也没有。那么，既然有人声称英、美是标准的民主国家，他们都没有无边界的自由，为什么非得中国只有无边界自由才算民主呢？这种无边界自由论，除了用别有用心加以解释外，再没有别的可以解释得通的。今天讲中国式民主，那就得有中国式民主的理性。理性是信心的标志。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理性、自己的追求、自己的目标、自己的标准，一切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我们就是自己把自己卖了还以为赚了大便宜。

　 中国式民主是一个制度程序和价值秩序的建构过程，不可能一夕之间就可以获得成功，正因为如此，在今天的中国建构民主制度程序、民主价值的理性就显得犹为重要。试想，如果没有民主制度、民主价值的理性，怎么可能建构起一个"动态有序"、同步互动、目标统一、团结一致的民主社会呢？现在，有人认为在我国不可再提统一思想，这话是对的，因为思想统一是不可能的，但是，思想的多元并不意味着价值目标的分裂。从美国的社会实践看，美国的各种思潮纷至沓来，令人有应接不暇之感，但所有的思潮都是从不同的角度，为实现美国的价值目标而涌现的。令人遗憾的是，在我国，虽然有时思想界也十分活跃，有人并非是为实现中国的价值目标而努力，而是为了破坏中国的价值目标而鼓噪。

　 也可能有人认为，统一思想和价值目标共识是一个意思的不同表述，实际上，统一思想和价值目标共识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前者寻求的是思想观点的一致，而后者则是在不同的思想观念下，通过探讨、争论形成的共同价值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共同推动国家的政治经济不断进步。放眼世界，我们会发现，一些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发展较快的国家或地区，并非强调思想的统一，而是追求价值目标的一致，也就是说，不论你持有什么样的思想观点，你的责任就只有一个：为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不断努力。我们知道，同一个问题在不同的思想观念下，会有不同的解决办法，如果把不同的解决办法放到一起，通过分析比较，人们便会优选出最佳的解决方案。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过去我们一直强调的统一思想，其实强调的是价值目标共识，并非是人们理解的那样：全国十三亿人就一种思想、一种想法，如果那样，这个世界就有点太可怕了，因此，面对这个动态复杂的世界，我们常常会毫无应对之策。但是事实上，在应对雪灾、洪水等等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虽然思想不一，但却万众一心，共同抗击自然灾害带来的危机，从此达到了价值目标高度的统一。

　 坦率的说，在我国缺的不是智慧，而是价值目标共识，这不能不是个令人遗憾的事。

　 三、重构程序逻辑思维理性

　 我们一直认为，我国是个形象思维发达，抽象思维严重不足的国度，其实，这种说法源自于我们对我国古代的程序逻辑思维法的无知，比如说，人们往往视"易经"是一本算卦的书，但其实它是一本讲思维问题的书。其中，它隐含了程序逻辑的縯绎，也就是通过逻辑推理，抽象出事物的本质特征。在程序逻辑中，还有一种不为人知的功能，那就是验证。所谓验证，就是通过程序序列的排列、回归，看看结果与事物的本质规律是否一致。这种模型式思维模式，在世界上也仅中国一家。

　 四、重构矛盾内在动力机制的新理性

　 在人们眼中，矛盾常常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因为，它往往表现出对立与冲突，但是，如果人们深入矛盾的深处，将会发现矛盾其实也是很可爱的，因为，它不仅仅为人类制造对立和冲突，相反，这种对立和冲突恰恰是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深刻认识并把握矛盾内在的动力机制，是人类面对这个动态复杂的世界化解风险，寻求机遇必须具备的能力。因此，在我看来，我们重构矛盾内在动力机制的新理性，是应对动态复杂的最佳路径。

　 五、重构批判的理性

　 人们一提批判，马上就联想到否定，其实，纵观世界各国的理论批判文章，它们都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通过对社会现实或已有理论的深入分析，在新发现的基础上，对其理论或现实中的错误提出新的见解或修正方案，旨在指导新的社会实践或理论活动。但在我国，人们常常把批判当作拆除理论或现实的工具，这就失去了批判的建设性意义。

　 其实，批判不是简单的否定，更不是简单的拆除，要知道，拆除比建设容易，真正的批判不是为了拆除，而是为建设，如果批判不具建设性意义，只具有拆除意义，那么，这个批判是非理性的批判，是有害的批判。批判是新的理性建构活动，而不是非理性的拆除活动。所谓理性的建构，则是对已有或发现的价值秩序进行修正性建构，比如"易经"，其动变过程，动是解构之始，变是建构之初，所以，"易经"的解构过程也就是一个建构过程。因此，我以为，批判的要义在于：在解构的同时寻求最佳建构。这应该是我国理论探讨的基本理性。

　 田忠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