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关键在指导思想

　　我认为，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屡改屡败的根本原因，一直是在指导思想的偏差与谬误上。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应以国家民族的发展前途为唯一的出发点，其它如城市乡村啦，干部群众啦，公立私立啦，计划市场啦，国外经验国内教训啦，等等一干，统统都不能凌驾于国家民族的发展前途这个体制改革的根本出发点之上，否则就要纠缠不清，越改越糊涂。

　　基于国家民族的发展前途，当前我国医药卫生体制的各项改革，分别应从以下这几方面着眼着手：

　　第一，对于医疗体制的改革，应着眼于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医疗技术水平，西医无疑是提高了的，这主要应归功于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与医科院校的扩展，以及医疗科室的专业分工上；但中医的技术水平，相较于我国古代近代，却明显是倒退了，古代医家勇于创新敢于实践的精神，已经被消磨殆尽。西医治病的着眼点在就病论病，控制维持，而中医治病的着眼点却是要辩证立法，引导清除，因此人类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对于一些疑难杂症，最终还得靠中医。但中国现在的中医水平，却又是在倒退。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现在的医生行医，是治好了没功，治不好有祸。

　　所谓“医人、艺人、教书先生”，在我国古代，普通医生虽则与艺人、教师同列，但毕竟还有“不为名相，便为名医”的说法，少数出类拔萃的医生还是能名动一时，富甲一方的。可是由于当年毛泽东对“喝过洋墨水的人”极其痛恨，由于文化大革命催残“臭老九”的流毒还一直没能彻底清算，所以现在医生的社会地位与个人收入和他们“治病救人，白衣天使”的名义其实还是天地悬殊的。前些时汶川大地震，个人捐款有几百万上千万的，内中有一个是哪方的名医吗？现在医生看一个病人，不管是多好的医生，多重的病，挂一个号，开一张处方，最高也就一百元，还比不上一个庸医推几盒不着边际的药可得的回扣多。因为在现在的中国，知识不值钱，在病人看来，能拎回一包药，花多少钱心里都踏实，而医生就是摇摇笔杆子，开张药方子，不费劲，不流汗，想要多少钱？因此当前中国人当医生，研究医术成名医治病救人，还不如安心当个庸医，揣揣病人心理，练练嘴皮子，推点良心药来钱更容易。白衣天使也是人，他们也得挣钱生活，也想体面地做人，社会也不能让他们饿着肚皮，穿着破烂治病救人吧？既然治病不让挣钱，于是他们也就只好一门心思推药了，谁让病人治不了病也愿意抱上一堆药心满意足 地吃呢？于是医院也就办成药店了。

　　当然，话又说回来，就病人来说，花得钱多，病就一定能治得好吗？这要看病人的病情轻重，医生的医术高下。病情的轻重主要在病人，在病人是否能做到未病先防，有病早治，以及三分治病七分养。而医生医术的高下却只能靠政府给认定了。但是现在政府对医生技术资格的评审内容与流程能算得上是科学负责的吗？下棋还分专业九段，业余六级，医生的医术高下悬殊，但其资格职称，上下分得几级，各级之间的待遇能有多大差距？我们这里卫生局有位副局长，打针不会，输液不敢，自己感冒了还得找医生，但手里却拿着主治医师的本本。医术是很专业的技术，难道是警察抓人吗？弄上个局长就能捞到个警司？

　　导致建国以来我国中医水平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是“中西医结合”。近代以来，中国的统治集团由于始终既想保住既得利益，又怕顶不住外来冲突，于是就弄出个变外来冲突为其利益爪牙的堂而皇之的提法来，那就是中西结合，比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方理论，东方现实等等，毒流到医，就成了“中西医结合”。但事实上，中医与西医乃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方法体系，在西医看来，中医是气穴看不到，经络摸不着，明显是一种玄学；而在中医看来，西医又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确又失之片面。因此中西医之间，最终也只能相轻，不能相合，顶多是来个互补。试想，人都是只长着一付脑子的，容易安于旧俗，不易转变观念，既已受到了西医的影响（起码是上中学时数理化的影响），再让他们举着怀疑与轻视的目光，去钻研截然相反的中医，那不是强人所难，自找矛盾吗？

　　现在中国人的普遍收入，比之三十年前，可谓强得太多了，只要能切实下功夫教育他们做到未病先防，有病早治，平常点看医用药大多是不会成为负担的。其所怕所恨的，主要是尽花冤枉钱，钱是花了，病还在，有的甚至还小病按大病治了，炎症按癌症割了。但那是你政府没有在监察上投入大工夫，以及医生的技术级别与收入和实际的治疗效果严重脱节，而只审评其几篇空洞的试卷与论文的缘故。中国人治病每年在总体上花的冤枉钱够多少？上限不敢说，下限肯定不少于一半。

　　但你说治好了没功吧，治不好还来祸。当然，对于西医来说，一旦仪器测定了的病，那治法就是一个固定的死套路，在套路中还要出错，那可真是不付责任，草芥人命了。但是还有急救不及的，有死马当活马医的，死了，也能怨医生？当然也有误诊的，但那是水平的问题，可是，哪一级水平应该放在哪一级医院，管哪一级病症，挣哪一级收入，这难道不是你政府的事吗？医院不死人哪里死人？如果说医生什么病都能治，那计划生育也不要再搞了，没用。现在的事情，也不管是责任在谁，很难说得清，因此精明的医生碰到了危重病人，往往就干脆不上手，一上手，有了人命，哪可就要身败名裂了，但是，不勇于实践，又哪来的科技创新？

　　第二，对于药品生产经营体制的改革，也应着眼于让群众少花冤枉钱，用上安全有效药。在生产上抓产权保护与质量准入，在经营上抓药价混乱，恶性竞争。所谓“无商不奸”“大鱼吃小鱼”，现在药品经营的恶性竞争主要在价格与品种上。奸滑商人对群众了解行情的常用药贱卖，平出，甚至倒挂，然后再用群众不了解行情的所谓“新特药”恨赚加倍拿回。忠厚商人对常用药舍不得贱抛，对“新特药”又恨不下心多赚，于是常用药显贵卖不动，“新特药”群众以为也贵又都过期失效了，结果药店只能倒闭，另干力气活去，谁让自己忠厚呢？而其实奸滑商人更不愿多卖低利，于是又耍滑抵制群众购买对症的常用药，使奸利用广告促销，营业员硬推，雇坐诊恨开不对症的高利的所谓“新特药”——药店又开成医院了，最终暴利的是奸商，受害的是群众，小店都垮了，又哪来的合理布局，方便群众购药？因此说，药品经营体制的改革，关键在药价，在品种，实在不行，公立亦不足惜。

　　第三，对于卫生体制的改革，应针对病，针对人，从我国财政国情出发，突出重点，该管的就要彻底管到位，管不动的干脆不管；切忌四面出击，上面是想人人都给点油花，到了下面却大病治不了，小病不值得跑，范围宽又不易监督流向，国家财政是花得不少，下面却还是不说好。针对病就是，重大疫情，祸害众人，不让管也得强管；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仅要管，还要奖励；预防接种，花小钱办大事，督促全管；消耗性疾病，治疗无望，无谓消耗，谁都不管。针对人就是，部队官兵，保家卫国，训练艰苦，管不动也得管；学生儿童，国家未来，收入无源，家家有份，从高校向低校，逐步下推，量力而管。

　　“从现在到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而医药卫生体制的改革，又成为此期改革的第一炮，此炮要打得响，非拿出小平当年的魄力与勇气来，立足全局，解放思想，放眼未来，大刀阔斧的不行，否则若还是守着原来的老框框，缝缝补补，东拼西凑，顾此失彼，举步犹豫，那以后的各项改革就不用再提了。

　　赵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