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主的教训

　　台湾是华人世界唯一一个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社会，其成败教训给世界华人提供了一个极其宝贵的试验和参考个案。至少，台湾以自己的代价与成本不仅提醒了其他华人社会，甚至让全球都以更清醒、而不再是理想化的心态来看待民主和它的普世性。

　　上世纪七十年代，随着经济的起飞，台湾民生和教育水准都大幅提高，中产阶级迅速成长。按照西方的规律，这个时期将是社会产生政治诉求或民主诉求的阶段。然而，纵观台湾，推动社会民主化的动力和主力并不是来自于中产阶级，而是台湾社会存在的台独势力。而台独在推动民主进展的同时，却也成为毁灭台湾民主的最根本因素。

　　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台独做为一种思潮一直顽强的存在，并借助甚至以民主为包装寻求突破口（和现在的达赖集团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有异曲同工之妙）。1979年，台湾爆发震惊全岛的“美丽岛”事件。而事件的骨干全部为日后成立、追求独立的民进党的中坚。但他们打着的口号却是民主和人权。而事件的起因也是为了举行纪念世界人权大会的名义。进入八十年代末，蒋经国面对民进党的压力以及为历史交待的心态，正式启动台湾民主进程,开放了党禁和报禁。而无论是教育水平还是法制完善程度均好于台湾的另两个华人社会：香港和新加坡均走向了另外的发展模式。然而，接替蒋经国事业的李登辉却又把民主扭曲当做进行党内斗争和推动台独的工具，从而再次延续了台独对民主的恶质影响，也决定了台湾民主的先天素质和二十多年的悲剧性甚至闹剧性命运。蒋经国去世后，执掌大权的李登辉，面临着党内“非主流派”的严峻挑战，不得不借助社会对民主的诉求做为党内清洗的手段。此外有着强烈台独意识的李登辉也以民主的外壳推动他的台独理念。由于李登辉推动民主的目的是党内斗争和推进台独，台湾民主走向一个极速和畸形的发展道路，从而急匆匆的将成立不足二十年、根本不具备执政能力的民进党推向权利顶峰。而缺乏执政能力的民进党只好意识形态挂帅，大搞民粹，以极端的方式处理两岸关系。台湾的民主迅速恶质化。

　　应该说，民主在给予人民自由的同时，也给予各种极端势力以发展空间。因此证明一个民主社会成功与否的标准之一就要看民主对各种极端势力的遏制程度。很不幸，台湾的民主发纫于极端势力，更被极端势力所操纵。这导致了台湾社会的对抗和分裂，整个社会“不论是非，只有统独”。这可以说是台湾民主重挫的最根本的原因。当然也有人认为,真正的元凶并非民主政治，而是台湾社会愈演愈烈的独统分歧。这其实是倒因为果，正是由于台湾的民主化才导致统独之争的出现，然后再恶性的反作用于台湾的民主。

　　其次，也由于上述原因，台湾的民主制度设计存在严重缺陷。一是由于比较少见的采用绝对多数当选而不是过半数当选，从而为不具备执政能力的民进党获得最高权利打开了“潘多拉之门”。二是选举众多，几乎每年一次，而且还均是单独举行。这在台独控制民主的状态下，造成每次选举都上升到全岛层面，各政党无不全力以赴，甚至执政党“总统”都冲到选举的第一线，再加上选举有一个动员、初选、造势等时间不短的过程，致使全台湾长期处于选举状态，从上到下根本无心于执政。民主的成本空前高昂。三是对任职期间的最高领导人的贪腐无能为力。陈水扁海外洗钱的惊天大案(60亿人民币)，是在他卸任、瑞士揭发之下才东窗事发。而此期间，无论是“立法院”的弹劾还是百万民众走上街头，都无法把陈水扁赶下“总统”的宝座。而这种只有等任期期满、海外揭发才能曝光并受到法律惩处的模式，是何等的成本。四是对于只有具备“全局性、紧迫性和可行性”三项条件才合适举行的公投却被操弄成常态化的公投绑大选，成为政党选举的工具。除了浪费社会资源、加深社会分裂，别无他用。而且直到现在，仍然看不到制度上的防范与限制。

　　第三，台湾缺乏足够的法制配套，特别是整个社会的法律意识欠缺，动辙诉诸暴力。1979年“美丽岛”事件的爆发就源于事件的组织者在申请集会失败后，仍然不顾禁令强行进行。在遇到宪兵的阻止后，以暴力回应。而当时的宪兵由于“打不还手”，损伤相当惨重。即使在今天，当张铭清以学术目的和身份到台南开会，也遭遇暴力。在民进党执政期间，陈水扁更是常常蔑视法律。2004年对法院做出的要求其向连宋道歉的判决置之不理。甚至“立法院”通过的“真调会”，陈水扁也居然公开号召行政部门抵制。至于以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却无视台湾当前“宪法”，发表违宪议论则更是屡见不鲜。包括他所提出的两岸是“一边一国”、面对红衫军反对其贪腐的“天下围攻”，甚至口出“戒严”，直接挑战台湾人民甚至民进党自己的政治底线。至于2008年大选前，更提出这不是政权移交，是主权移交的极端违宪议论。甚至公开发表怎么把权利交的出去的反宪政主张。今年11月当陈云林史无前例地赴台参加“两会”会谈，民进党提出的“围城”申请被警方拒绝后，居然声明照常举行，迫使警方予以追认。随后更酿成台湾十年间最大的暴力冲突。而在台湾已经举行的四次选举中，贿选、抹黑、抹红、人身攻击、大选地下赌博泛滥成灾。甚至南方长期存在的非法地下电台仍然肆无忌惮，逃脱于法律之外。

　　第四，新闻自由走向极端，失序。台湾做为后起的民主社会，其新闻自由度居然高居亚洲首位，超过日本，甚至超过美国！而反映到台湾本身就是媒体乱象，甚至被视之为社会三大“乱源”之一。而台湾新闻自由造成的第一个悲剧就是震动全台湾的“白晓燕”案件。1997年，台湾著名艺人白冰冰的女儿白晓燕被绑架。并以白晓燕的裸照和一个手指威吓不得报警和交纳赎金。备受惊吓的白冰冰只能求助于警方，却不幸被媒体知晓。媒体不仅马上做了报道，而且把转播车开到白晓燕家门口，现场直播！当白冰冰去交纳赎金时，出现了一幅非夷所思、难以置信的场景：她的车后跟着大批的媒体车辆！当晚恼怒的绑匪将白晓燕强暴，殴打致死。随后绑匪继续做案，吸取教训的受害人不再报警而是私下支付赎金了事，此事一经暴露，几乎动摇了全台社会人心。然而，没有吸取教训的媒体仍然在台湾民主化二十年的过程中继续扮演着负面的角色。用民进党的话就是：台湾媒体介入政治、党同伐异、没有正义的转型，只是变型，变得更恶性恶状，是社会乱源。而美国《洛杉矶时报》则指出“台湾媒体从以往威权时代的哈巴狗，变成今日民主时代的疯狗，没有能力处理真相”。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甚至拒绝台湾媒体。他们进而指出，长期受此等媒体影响的选民自难耳聪目明，判断和价值也不免偏差，甚至是非不明。

　　第五，台湾通过选举产生的两位领导人，一位率全家、全党、全体执政团队（目前只有“教育部”幸免）贪污腐败，不仅损国利已，更重创台湾道德底线。另一位则无力无能。面对台湾的困境，日做愁城，束手无策。连续出现两位让台湾人民失望的领导人显然是需要从民主本身找答案。首先，影响选举的因素并不仅仅取决于候选人的能力。还有候选人的形象、修养、选举技巧、是否会做秀等息息相关。这从美国可以不断出现演员成为总统和州长可以得到印证。其次，从民进党的角度讲，尽管候选人是由党内直选产生，但积极参加党内直选的党员多是激进之士，等于整个这个党就被这一批激进人士所绑架。这也是为什么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无法与贪腐的陈水扁切割、对于激进党员的暴力行径无法进行谴责的原因，甚至将暴力事件推到莫须有的黑社会身上。第三是选民的素质直接影响到大选的结果，以致世所公认：有什么样的选民就有什么样的领导人和政府。陈水扁也正是台湾选民素质的一面镜子。而反观台湾民主化之前的三位领导人：蒋介石、蒋经国和李登辉，不管其立场如何，但能力均无出其右者，并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时代。如果从民主的历史来看，民主机制既可以产生皇帝（拿破仑），也可以产生纳粹，还可以选出笨人和最糟糕的人(布什任期还有一年时，就已获得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称号)。这是很需要民主制度反思的。

　　最后，不得不提到中华文化、国民性对台湾民主的负面影响。鲁迅曾说过：“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刚刚在台湾过世的作家柏杨称之为“酱缸文化”。而海外异议观点则更为尖锐：“中国的意识形态的惰性或惯性简直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共产主义到中国走了样，资本主义到中国也全走了样。基本规律是，去菁华而取糟粕！变神奇为腐朽！”而走了样的台湾民主只不过再次印证这一点而已。

　　台湾民主二十年实践，应该很清楚的说明，民主做为一种制度，是要与一国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是有条件的，更与一国的历史传统、国民性密切相关。制度没有更好，或更坏，只有是否适合。法国大革命后，法国沉痛总结出一条教训：自由交给一个没有准备好的民族，带来的只能是灾难。而美国学者、密执安大学哲学教授科恩（CARL COHEN）在其专著《论民主》（商务印书馆）中明确提出：过去曾经有，将来也一定会有，不宜或者不能实行民主的社会。

　　法国巴黎宋鲁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