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与反分裂是后冷战的战略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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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西藏、新疆等是国际公认的中国的领土，在地缘政治上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在冷战对峙的时代，这些特殊地区被西方利用为对战略对手中国分而治之的工具。台湾的分治状况是历史形成的；西藏流亡的达赖势力是美国因应冷战于1959年策划西藏叛乱导致的。不论是西方利用台湾，还是西藏，西方都是企图阻碍中国统一、制造分裂，以在冷战中遏制中国、削弱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陷入越战泥潭的美国为了联合中国对抗咄咄逼人的苏联的攻势，在分裂中国的行径上有所收敛。

　　进入二十一世纪，西方面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快速发展，冷战思维死灰复燃。尤其西方受到分裂科索沃成功的激励，复苏了分裂中国的野心，试图在保持台湾现状的基础上，支持海外分裂势力，策动西藏、新疆的分裂活动。

　　相对于冷战时期赤裸裸的可能导致双方衰退的危险的军事对抗，后冷战的战略博弈可能更倾向于以人权为幌子的分裂战术，以减轻西方的战略风险，并通过支持分裂势力达到削弱战略对手，甚至肢解战略对手的图谋。

　　1999年，北约对共产党人米洛舍维奇领导的反西方的南联盟以保护人权为由进行了轰炸，削弱了南联盟对科索沃的控制。俄罗斯经济实力的逐渐恢复，使西方对俄罗斯加强了戒备，为了削弱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地缘战略地位，北约进行东扩，加强了对原苏联成员国的渗透，后冷战的对抗的硝烟味也愈发浓烈。最终，西方如愿以偿地支持科索沃于2008年2月17日独立，同时极大的削弱了俄罗斯在巴尔干的地缘战略的地位。除此之外，西方还支持了俄罗斯车臣的分裂活动。作为对西方分裂行径的回应，俄罗斯坚决地对车臣分裂势力进行了打击，并支持格鲁吉亚境内阿布哈慈和南奥赛梯地区的独立诉求。后冷战分裂与反分裂的战略博弈的潘多拉魔盒已被西方打开。

　　对于推动中国境内的分裂活动，西方也是不遗余力。美国总统布什、德国总理默克尔公然挑战中国，接见西藏分裂势力的代表人物达赖。并在德国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的一个前沿组织和美国国务院的一名高级代表的指导下策动了反华西藏运动，支持在北京奥运期间爆发骚乱。西方媒体有意歪曲事实，将中国平息暴乱的行动指责为对西藏人权人士的镇压。2008年3月17日，德国外交政策网站刊登的题为《奥运杠杆》的文章指出：自去年以来，德国政治家一直利用奥运会作为施加压力的手段，想要迫使中国改变对西藏的政策并动摇北京对中国西部地区的控制。这一计划是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和德国议会工作小组去年组织的活动的重点。奥运会被当作向北京施压、迫使其顾不上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而采取守势的一个工具。一名德国政府官员去年11月就推测，奥运会将向世人暴露“中国的苦难”，这将损害而不是有利于中国。据黑森州州长罗兰·科赫说，如果中国政府压制西藏分离主义分子，抵制奥运会可能是西方“最后的手段”。

　　2008年4月25日，德国外交政策网站刊登的题为《南蒂罗尔模式》的报道指出：在西方展开西藏宣传运动的同时，“世界维吾尔人大会”也在柏林展开活动，煽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场分裂冲突。与当前的西藏宣传运动一样，维吾尔人的活动也是在德国和美国的紧密合作的基础上进行的。与西藏“流亡政府”一样，“世界维吾尔人大会”也谋求削弱中国中央政府，其长远目标是实现新疆自治区的分离。

　　虽然西方知道“世界维吾尔人大会”与维吾尔恐怖分子的联系，也知道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关塔那摩的监狱呆过，与好斗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有联系，但西方还是支持“世界维吾尔人大会”的分离活动。可见，西方违背世界反恐原则的险恶用心，企图支持恐怖势力在中国进行分裂恐怖活动。

　　另一方面，西方一直以调停人的姿态呼吁中国政府与达赖方面进行对话接触。表面看西方致力于中国西藏的统一与发展事业，实质上，以人权为幌子的调停难掩西方分裂中国的真正图谋。尤其在北京奥运会日益临近之际，西方“诚恳”地敦促中国与达赖方面进行对话接触，是想借北京奥运会这个机会抢占战略主动，使北京陷入尴尬的被动的境地。这个企图要挟北京奥运会的两难命题挑战着中国政府与人民的智谋与捍卫祖国统一的决心和能力。

　　通过支持科索沃独立，西方已经从以人权为幌子的自治和分离冲突来削弱战略对手的做法中得到好处，受此鼓舞，西方势必会加强对中国的分裂行径。他们在西藏与新疆的分裂活动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中国反分裂的战略形势将变得愈发严峻。

　　面对后冷战分裂与反分裂的战略博弈，中国可能采取的行动包括：

　　● 外交行动。中国政府可能通过外交努力戳穿西方企图分裂中国的险恶行径，同时通过策划宣传，争取包括西方人民在内的世界统一战线，以最广泛地理解、支持中国反分裂的正义事业。

　　● 联合反恐。西藏与新疆分裂势力具有的恐怖性质可能将促使中国尽早颁布《反恐怖法》，使反分裂反恐怖行动具有法律的威慑力，同时更有利于与世界反恐接轨，敦促西方不支持恐怖分裂势力，充分联合世界的力量打击从事分裂的恐怖活动。

　　●民主改革。以体制、民主政治划分阵营，是冷战的标志。后冷战仍沿袭了以体制、民主政治划分敌我阵营的思维。关于这一点，中国可能会意识到，在社会主义体制与资本主义体制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的现实下，中国可以调整意识形态的诉求，以消解后冷战的意识思维的对峙，并借鉴西方的民主文明推进中国的民主改革，最终，消解中西方在民主政治方面的偏见，使后冷战进行历史性的终结。

　　邓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