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制度之争的隐忧

[蔡逸儒]　(2008-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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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3.22总统选举结果，是国民党的马英九、萧万长胜选。多数国际媒体及两岸学者、专家评论时都认为，台湾的民主进入一个良性的发展阶段，可望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借镜。而两岸局势面临一个新的转折，所谓的黄金机遇期似乎已然出现。

　　大家都持着一个较为乐观的期待，相关国家甚至希望努力促成两岸之间早日恢复对话，降低台海紧张，维护区域安全与稳定。这种合理的期盼可说是人同此心。

　　接着，4月15日萧万长率团前往海南，出席博鳌年度论坛，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举行会谈，不但营造气氛，还相互表达善意，肯定对方的观点，再为两岸关系的改善添加助力。

　　随后，内定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以谢票之名前往大陆访问，台湾媒体又纷纷报道，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及现任主席吴伯雄均将应邀往访大陆。看来两岸形势真是一片大好，台湾股市、房市荣景再现。

　　表面上看来，两岸关系的改善确有不少的可能和无限的空间，最近的发展确实也远比一般人所预期的为快、为好，但台北也有部分人士对马英九阵营提出警告，说是一切仍要循序渐进、谋定后动，切忌盲动燥进、胡乱发言。否则，融冰不成反成洪水泛滥，虽然不一定最后会成为双输的结果，但期望越高，失望越大，这对所有各方都未必是件好事。

台湾主体意识变成一股力量

　　笔者在前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同事、现职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研究主任郑永年，曾在4月1日《联合早报·言论》上发表《两岸关系从统独之争到制度竞争》一文。他指出，两岸未来的争执或对抗，将由过去的统独之争转为制度之争。

　　所言甚是，笔者同样认为，如果郑永年所言成真，其后果可好、可坏。好的是台湾或能扮演中国民主催化的角色，两岸可以进行良性的竞争；但坏的是如果处理不当，制度之争或被利用为区分敌我的建国工具，最终恐怕仍难逃武力解决的悲惨下场。

　　谈到两岸制度之争，早在蒋经国时期，台湾提出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政治号召，用来对抗中国的一国两制主张。一般人虽以政治宣传视之，但台湾所追求的其实就是要与中国大陆在政治的民主化与经济的现代化进行竞争，也就是制度的竞赛，看两岸当局谁能为中国的现代化找到一条出路，能为中国人民带来最大多数的幸福。

　　当时国民政府的立场是，反共但不反华，追求一个自由、民主、均富、统一的中国。统一是个愿景与目标。

　　这里笔者要强调的是，如今两岸似乎再度回到制度与民主之争，表面上是回到过去，但台湾这些年已有相当程度的异化。经过李登辉的12年，及陈水扁的八年主政，台湾的自我意识和国家认同发生重大变化。

　　越来越多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非中国人，台湾与中国变成了对立面，爱中国与护台湾遭人扭曲成为互相排斥，彼此不容的概念。所谓的台湾主体意识变成一股难以抗拒的诉求与力量。过去追求的是统一，现在诉求的是独立。两者全然不同。

民主并不是唯一标准

　　目前，就连国民党也不敢再高喊追求国家统一，马英九也必须强调台湾优先。退一万步来说，马英九等人此举是为了追求长期执政，但这种对民主与制度的坚持，如果没有统一愿景的支持，很可能反而强化了两岸之间的敌我意识，以及我群、他群的分别。

　　再者，只要有一天国民党再度失去政权，另一个主张分离或本土意识极强的政党一旦取得政权，很可能就能顺理成章的把台湾民众对民主的自我认同转为对专制中国的敌意，将两岸的制度之争转化为国家建构的基础。

　　如果马英九政府处理的好，两岸的民主与制度之争，退可以让台湾自保有余，进可以影响中国的政治改革；但是如果处理不当，反而会是台湾独立建国的工具，成了两岸冲突的导火线。

　　从过去到现在，笔者一再呼吁马英九执政期间要能教化民众，爱台湾不等于反中国，要建构一套包括台湾与大陆在内的两岸共同未来的论述，不宜再说台湾前途只能由台湾2300万人决定的话语，要用包容、前瞻、进取的台湾精神来取代偏狭、内向、排他台湾主体意识，这是原因所在。

　　在笔者看来，两岸统独之争固然不易解决，而相对来说，在最后关头，中国还是比较容易以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动员民族主义情绪加以硬处理，但两岸未来在表面的民主与制度之争后面，如果又潜藏了分离主义的可能则是更加难办。

　　当前和缓的表像可能隐涵了更大的风暴。如果两岸关系在一个虽不敢奢谈统一，但绝不推动台独的国民党执政下，还不能打下有效缓解、迈向整合的基础，两岸最后武装冲突的可能或难避免。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于1992年曾经在菲律宾说过，他不相信民主一定带来发展。同样的，在两岸关系上，民主发展可以是个值得双方共同努力的目标，但却不见得必然是决定两岸未来的唯一的标准，尤其不能成为台独或独台建国的工具。

　　既然许多人对此已有警觉，未来两岸的制度与民主之争会以何种面貌出现，会往何种方向发展，台湾将以何种方式就此来和中国进行对抗，大家不妨进一步深入探讨，未雨绸缪，找寻缓解之道。

　　乌鸦的角色不是好干的。

·作者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山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