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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西藏问题的重要开端
解决西藏问题的重要开端
[郑永年] （2008-04-29）
中国政府近日宣布，“考虑到达赖方面多次提出恢复商谈的要求，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准备在近日与达赖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磋商”。尽管这个宣布行文并不长，这是自3月14日西藏发生暴力骚乱以及藏独分子和西方反华力量阻挠中国奥运火炬传递之后，中国中央政府所做出的最重要的意在解决西藏问题的决定。 中国政府所说的是“恢复商谈”。这表示过去中国政府和达赖之间也一直有商谈。实际上，自2002年以来，中国政府和达赖方面有过六次商谈，但均无结果。那么在西藏骚乱之后，为什么中国政府会回应达赖的要求而恢复商谈？一些人自然想到了是否是藏独分子通过暴力手段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发生了作用。也有些想到了是否是来自西方的压力发生了作用。 实际上，各种说法和猜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政府这样做，表明其一贯的承诺，即和达赖“对话的大门是敞开的”。如果把中国政府回应国内外形势发展而做出的政策调整解读成为软弱或者将其解读成为暴力生效，那就大错特错了。可以想见，和以往那样，中国政府不会对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作任何形式的妥协。 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所在 此举为一个责任政府应当有的行为。和达赖恢复商谈并不是仅仅是为了奥运会。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的问题意识，就是说承认西藏问题的存在，并且相当严重。如果这样，那么就必须直面问题。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任其发展下去，就会成为中国中央政府的伤痛，中国各民族和谐共处的伤痛。 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决定表明，西藏问题再次回到了最高领导层的议事日程。在上世纪80年代，胡耀邦任总书记的时候，西藏（和其他民族问题）曾经是中共领导高层的议事日程。胡耀邦对解决西藏问题提出过几点重要的原则性建议。但因为当时的西藏骚乱和国际大环境等原因，中央政府较为自由的政策被迫中止。 可以相信，中国政府近日的决定是最高领导集体的决定，而非一般官僚决策。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直面西藏问题是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之所在。 达赖方面要求和中国政府恢复商谈，这并不难理解。实际上，随着达赖年事渐高，达赖方面和中国政府商谈的动力会越来越大。笔者多次强调过，如果西藏问题不能在达赖生前得到圆满解决，那么，西藏民族会面临大分裂的大危机。达赖提出较为温和的“中间路线”，放弃“独立”路线，追求“真正自治”，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尽管这些年来，达赖一直在利用外国政治力量的帮助或者在全球范围内塑造“西藏问题”意识，或者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但达赖对外国力量作用的有限性也是有清醒的认识的。（其实，西方反华力量的有限作用，连激进的“藏青会”也是有认识的。“藏青会”试图想通过本身的暴力来达到藏独目标。） 达赖利用西方力量，或者愿意被西方力量所利用，但其对自己作为西方一些反华势力的工具也是有感触的。很显然，达赖如果要解决西藏问题，就必须和中国政府接触和打交道。他最近表示，“外人能够帮助我们，但最后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要靠我们（指中国政府和达赖）”，就是这个心态的表露。 孤立少数激进分子 不管怎样，这次西藏暴力骚乱的发生和持续，表明达赖对海外激进藏人力量的控制力已经式微。无论如何，赤裸裸的暴力和达赖本人一直所公开提倡的和平路线是向背的。达赖在很多场合都表示出自己和激进“藏青会”的距离。 暴力解决不了问题，这一点达赖也是很清楚的。西藏在中国最弱的时候都没有分离出去，现在中国渐趋于强大，无论怎样的暴力，除了增加民族矛盾和仇恨之外，都解决不了西藏问题。 中国政府方面也很显然意识到达赖仍然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客观地说，西藏问题的解决缺少不了三个条件，一是去暴力化，二是去西方化，三是中国政府和达赖之间通过持续对话和商谈达到共识。 这三个条件的达成都避免不了中国政府和达赖之间的接触。如何去暴力化？要完全消除藏独分子的激进行为几乎说是没有可能。如果这样，中国政府所能够做的就是努力有效控制激进和暴力。在这方面，达赖可以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达赖毕竟是西藏人心目中的活着的上帝。只有通过达赖，赢得多数藏人包括海外藏人的支持，才能有效孤立少数激进分子。 在没有对达赖、西藏问题和藏独运动等因素分离开来，作具体分析的情况下，简单地把激进因素和暴力因素宣布为“恐怖主义”不仅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反而会把问题复杂化。很简单，因为全球化和国际化等因素，西方社会已经把西藏问题高度道德化了。 再次，在去“西方化”方面，中国政府和达赖之间的互动也非常重要。西方是达赖唯一所能够依靠的力量。在激进藏独力量和西方政治势力之间，达赖可能更倾向于选择后者。因此，多年来，达赖一直在西方政治人物中间培养自己的影响力。如果达赖和中国政府之间通过接触和对话而能够达成共识，那么就能减少达赖对西方的依赖程度，从而达到去“西方化”。 西藏问题的僵局，不管是因为达赖提出的“中间路线”不能为中国中央政府所接受，还是因为中国中央政府的条件不能为达赖所接受，但只要有接触、对话和商谈，双方最终会得出一些共识。 从互相缺乏信任到达到共识，这是一条艰难的路。但这条路非走不可，因为它涉及到的是两个民族的根本和长远的利益。希望这次中国政府和达赖的商谈是个新的和重要的开端。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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